首页 -> 2007年第4期
风光：在奥斯卡的另一边
作者：向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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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获得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寓意着奥斯卡离中国人已不再遥远，中国大陆电影第二阶段征战奥斯卡的喧哗历程也就从此拉开了大幕。武侠电影《卧虎藏龙》的获奖，对中国大陆的电影和电影观众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它所扩散的信息以及人们对它的解读乃至误读，都相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电影和观众对奥斯卡的文化想象和观影方式，甚至一度还改写了中国电影“冲奥”的运作方式。可是，相对于第一阶段虽败犹荣的“冲奥”历史，第二阶段的“冲奥”战绩只能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一部又一部的古装武侠大片，飘洋过海、前赴后继、屡试不爽地征战小金人。那些身着长袖古装的英雄、侠士、剑客以及王公贵族们，在刀光剑影中厮杀呐喊，在血雨腥风里逞勇斗智，玩遍了权谋也耗尽了勇气，但偏偏就拿不下那个诱人的小金人。俗话说“事不过三”，而我们的古装武侠片连续“冲奥”已有四个年头了。淘汰或者出局都不是什么耻辱之事，说到底奥斯卡无非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电影视听游戏，但如果对此视而不见或是掉头而去，恐怕就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了。认真反思和深刻审视这一阶段的“冲奥”历史，有些经验和教训或许可以引以为鉴：（1）《卧虎藏龙》所以获奖，根本原因仍然是这部电影大体符合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尊重大传统，冒犯小常识”的审美理念和价值向度，具体地说，这部电影很艺术地把人文主义的普世价值与中国文化中的仁侠精神糅合得天衣无缝，亦中亦西的文化肌理、复线结构暗含对比的传奇故事，既好看又不失内涵，西方观众能从其中看到一种“陌生的熟悉感”。所以小金人是奖给《卧虎藏龙》的，而绝不是奖给古装武侠类型片的；（2）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选细则可能较多，但如果说它有一个堪当底线的绝对尺度，那应当就是人文精神和批判理性的绝对尺度。所以，空洞浅表的程式化剧情、故弄玄虚的历史故事、眼花缭乱的特技制作和血腥惊艳的杀戮场景统统都跟最佳外语片扯不上任何关系。而把商业大片硬拽出去角逐小金人，那就完全是南辕北辙、张冠李戴了。纵观最佳外语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还从来就没有一部商业电影获过最佳外语片金像奖；这是一个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奖相关的游戏规则和基本常识，如此常识恐怕只能遵守，试若不信，淘汰和出局自然也是免不掉的；（3）奥斯卡盛宴的后面当然是巨大的全球电影市场和巨额的票房利润。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奖标准却与商业和资本没有关系。所以，如果只想拿奥斯卡小金人当跳板，曲线奔赴奥斯卡背后的海外电影市场，那么，空手而归其实就很正常；（4）中国电影前后数年征战奥斯卡的坎坷历史，正好以一种浓缩的方式，见证并且显示了第五代重要导演创作转型的挫败历史。在这个有关挫败的经验和故事中，资本作为电影生产和制作的一种强势力量，已经浮出历史地表，并在电影生产的权力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重要性在可以预期的电影分级体制中还会得到更充分的彰显。相对而言，导演（即便是大导演）对电影创作的影响力则会明显下降。此种情境，对商业电影的制作来说还算正常，但对艺术电影的创作来说，其负面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中国电影的有识之士，应当对此有所警觉，及时作出协调性的体制安排。
奥斯卡外语片与后殖民批评
欠发达国家和弱小民族但凡参加西方的国际电影节，自然也包括对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劈面而来就有一个后殖民文化语境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浅滩。后殖民文化批评的雄大抱负，时常将这个浅滩当作驰骋的疆场，乐于给这个浅滩贴上“文化帝国主义”的系列化标签，比如：“文化霸权”、“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视点”、“文化殖民主义”、“对强势文化的趋从和依附”、“他者化”，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可以批量生产的批评言论，其“政治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思想观点也不无道理，其理论和思维逻辑也都大体在理。但我还是保守地认为，后殖民理论与批评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建构和交流来说，有一个当下使用是否得当的问题，如果使用不当或者过度使用，它的负面意义可能就更大一些。后殖民理论与批评对于西方思想界来说，是推动他们进行自我反思和深刻反省的思想武器。当西方中心主义走得太远之时，为了不致走到穷途末路，西方世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基于道义的立场，需要类似后殖民文化的理论来反思和清理西方中心主义不合时宜的自我优越感。也就是说，后殖民理论是从西方思想内部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思想，其语境还是西方化的，它离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抑或文化经验也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理论武器也拿过来为我所用，把包括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奖在内的国际电影节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相关的东方主义批得酣畅淋漓。可是这样的批判在当下的语境中对我们不仅没有太大的文化价值与美学意义，而且还容易落下避实就虚、避重就轻、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轻佻毛病。因为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来说，积极参与国际电影节远比空泛地批判要重要得多。落实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选来说，我们如果还把电影生产当作一种文化工业，把电影作品当作一种文化产品，真心期望民族电影工业能有较大较快的发展，真诚渴望中国电影、特别是中国的艺术电影能够获得一个良性的生态空间，持续健全地发展，成为世界电影之林的一面猎猎飘扬的大旗，那么，包括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内的国际电影节至少在当下还是对中国电影发展有所助益的国际通道。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电影的发展还需要这类全球顶级的国际性电影节来助推。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个人乃至群体成长史，无论是作为一种电影史档案还是电影创作的个人成长记录，也都历史地凸显出这类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现实意义。而且正是因为中国电影在包括奥斯卡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二十世纪后期的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肯定要占有一席之地。进一步说，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诸多原因，后殖民语境对于所有欠发达国家来说，已经是一种先在的、无可逃逸的基本现实。面对如此现实，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根本没有说不的必要。恰好相反，在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实践中，肩负塑造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的中国电影，应当以意气风发的文化姿态角逐各类国际电影节，并借此国际化的艺术平台建构中国的民族形象，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影的艺术形象，推进中国电影的扩大再生产。对此，中国的文化批评和电影批评应当给予学理上的研究和智力上的支援。如果只是喋喋不休地说些其实也是拾人牙慧的有关“东方主义”大话，反倒有失大家风范，显得小家子气了。
2006年3月，南非电影《黑帮暴徒》获得第7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像奖，南非上下举国欢呼。总统姆贝基在总统府发表讲话说，南非影片《黑帮暴徒》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是南非人民值得庆祝的成就，也再次证明只要南非人民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共同目标。他代表南非政府和人民向影片摄制组表示热烈祝贺，并认为南非影片获得奥斯卡奖将有助于南非电影业的繁荣和振兴。
我在读了这则新华社的电讯后，既为南非电影获奖感到高兴，也为姆贝基总统的热忱讲话和开放风度感到高兴。因为我确实看不出这里面是否有“东方主义”的陷阱。
向荣，学者，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边缘化与多维空间》、《日常化写作：分享世俗盛宴的文学神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