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ＭＡＳＫＥＥ：洋泾浜英语肖像
作者：陈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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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中国人创造的英语，在英国人看来，自然是古怪滑稽，似是而非，粗陋可怜。而在中国人看来，它正是一面镜子，照见口岸城市烫手的生活，投机的世道和复杂的人心。它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
但就是这么种混合语，却是让外滩终于从一片荒凉的泥滩脱颖成上海象征的利器。外滩洋行大楼里的一砖一石，其实都是靠洋泾浜英语赚来的。靠着这洋泾浜英语，洋行的大班得以与买办沟通，将中国的货物买到手里，转卖欧洲各地。又将印度和欧洲各地的货物卖到中国各地。它是与中国人做买卖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它，通商就化为乌有。在这靠洋泾浜英语摆渡的各项买卖中，靠了将所有授予动词都用一个pay来代表的简陋，that b'long bad pidgin(that is a bad job)的责备，bime bye makee pay(I will pay you later)的许诺，too muchee trouble pidgin(I don't want to do this) 的拒绝，pay me look see(please let me know)的要求，外滩竟就成了传扬到世界各地的远东经济奇迹，真是令人不能置信。
而且就靠着这样的英语，西方人得以与他们的车夫、阿妈、管家，外滩背后数条小街上众多的妓女、各种餐馆、俱乐部里的跑堂交通，建立起殖民地居民高人一等的生活方式。他们去俱乐部消磨男人们的时光，自有琵孩（boy）在电话上为他们挡家中太太的驾。他们家中的太太是不做家事，也不管孩子的，因为有足够的仆人。他们在上海人中得到的，是东方式无微不至的照顾。苏格兰没落小贵族家的女儿在这里才能过上贵妇人般的生活，只要她费神学会洋泾浜英语，会说：Go catchee hat downside( I have left my hat downstairs, go and get it for me.)，会说Talkee cook three piece man dinner( Tell the cook to prepare dinner for three today.)就行。
要是没有这种语言，西方人在上海立足会成为极其困难的事，更不用说能将上海建立成英国人在远东的模范租界。这混合语，曾是东方乐土的一部分。在他们被迫离开上海以后，它成为神游峥嵘岁月的一把钥匙，或者一种气味。
这样的峥嵘岁月，在老中国通们出版的上海回忆录里到处可见。我读到的最有趣的一本，是《Gateway to China》，它古旧发黄的书页上有不少用铅笔写的批注，在Hongkew菜场旁边批注：“那也是我每天买蔬菜的地方。”在说到中国城里的手推车时，批注：“我亲眼看到过一辆手推车上坐了十个中国人的情况。”那是1920年代受教育的人中流行的维多利亚花体字。我猜想那些批注来自于一个自命不凡的，寂寞的，受过良好教育，但对自己一生并没有多少成功感的老妇人。她与作者竟是上海侨居时代的邻居，她竟仔仔细细读完这本书。后来，她竟将这个充满感情的注释本捐给了大学，这个准古董竟被我碰巧找到。在我前面的那个借阅者，竟是在1973年的时候借的书。那一年，美国大学里有一阵中国热，因为中美终于建交，中国的大门终于再次向世界打开了。她对书中故事的注释、反驳、感叹、引申、抒情、揭露，很生动地反映了另一个人在阅读中被唤醒的回忆。她在某一页的空白处补充了在上海与人干杯的词，是“chin chin”，而不是书中用的那个正统英文词chess。而chin chin，是少量得以进入英语的洋泾浜英语词，被英国人使用至今，原意是“请”。
要是没有洋泾浜英语的广泛流行，洋泾浜上的广方言馆也不会这么快出现。见到语言的交流已势不可挡，清朝终于开禁语言，为自己推开了棺材盖。英美的传教士，当年冒着被杀头的危险，靠生意英语的交通，学习了汉语，现在纷纷成为广方言馆的老师。西方的文明终于正式进入了中国，强迫中国古老的文明与世界交手。讲究一步一莲花的中国，如何与受过马术训练的英国比赛速度？沉浸在南柯一梦中的中国三老，用英国船长的望远镜看了世界以后，内心起了何等的波澜？豪塞在他的书中提到，英国人闯入中国，但他们并没想到这是怎样深深地打翻了中国内部的平衡，也没想到这是怎样解放了中国原先被约束住的能量。外滩正是这样一种能量。所以，外滩的历史应该用洋泾浜英语来写。被洋泾浜英语描写的外滩，有一种不尚感情亦无文明的面貌，似是而非、歪打正着的狂野命运，一种急功近利、不顾一切、投机取巧、出其不意的贸易风格，一种四海为家的世界公民情怀，一种虽然鄙俚但却不自卑，虽然简陋却又雄心勃勃的赌徒式的乐观，它就像一个浑身披挂金银财宝的暴发户，全身上下，一股买卖气。
生意英语在广州附近诞生，那时，上海还远没有开放，它被看作是基础英语，中国人能学会，而英国人也多少能用得上。葡萄牙语和印度语中的词汇混在里面，所有的语法都剔出了，中国方言的口音和声调加了上去，最终，它成了一种有令人惊奇的富有表现力和多姿多彩的东方混合语。“生意”这个变体字，在这里就意味着买卖。
豪塞说得不错，外滩的本质就是买卖。白人和黄种人在外滩的联系，亦只限于买卖。外滩是白种人的天下，它坐落在两条河的中间，正像一座莱茵河上中世纪的城堡。洋泾浜英语，是这城堡唯一的吊桥，唯一的水源，唯一的武器。可是，实际上的情形却是，再没有一种媒介，能比洋泾浜英语更贴切地反映出白人与黄种人之间被限制的关系。它那蠢笨的词汇根本不可能成为两个种族之间的桥梁，它只能促成他们更加分离。人们要花很长时间，付出很大代价，包括忍受感情上的重重伤害，学习如何与背景截然不同的人共享一个城市的空间，然后建立一种相处的文明。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黄种人跨越了语言的藩篱，抛弃了生意英语。
但他们从没有抛弃外滩。在上海人手里，外滩因为引发了他们心中对过去城市的怀念，而变得让人想入非非。在后殖民时代里，通商口岸城市坎坷的命运终于促使它滋生出属于自己的、混杂的文明。它暴发户的嚣张，也终于因为多年失修的灰尘，岁月的沧桑而变得内敛。但是，还有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仍旧活着，那就是它的乐观和四海为家的情怀。乐观变成了上海人心底的不甘心，四海为家变成了对开放时代永恒的怀念。今天，上海人还是动不动就将自己与纽约和巴黎放在一起比较，这个志向纵使被人嘲笑憎恨，也终究不能改变。
我与霍塞看法不同的是，我以为生意英语对上海有巨大意义。它也许不配做一座桥梁，但却是一条没有桥梁前必不可少的摆渡船。它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它是莽撞而粗鄙的，但却有种绝地反击的勇敢。创造这种语言的中国人，只管埋头走向他们的机会和屈辱。没有它的不三不四，就不会有后来那些学贯中西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在中国诞生一个世界主义传统悠久的都市。
书中，达温特教士特别告诫访客，与中国人交往的时候，要先用正常英语交通。如果对方不懂，再试洋泾浜英语。“地位较高的当地人如果能说正常英语，却被英语访客放在用生意英语对话的位置，会觉得深受滋扰。”上海人将说洋泾浜英语的人放在等而下之的地位，与洋泾浜英语最终的普及很有关系。
靠洋泾浜英语起家的中国买办们，自己穿中国长衫，但自己的孩子一定是穿西式衣服，受西式教育。长到十多岁，一定送到英国或者美国，接受完整的英语教育。他们以自己的孩子能说一口地道英语为荣。而下层劳动人民为了到外国人处讨生活，遂努力学习和使用洋泾浜英语，他们渐成说洋泾浜英语的主力。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中，总流行洋泾浜英语的笑话，那已是作为取乐的由子。因为他们中西贯通，所以这种需要双语背景才能体会的笑话才最可笑。在上海，一个人说英语是好的，但说怎样的英语却极有讲究，这关系到他的社会地位。上海是一个极重外表的社会，有时你一张嘴说话，就能看见对方表情的变化。被外国人用洋泾浜语搭腔，等同于将你当作佣人对待。对心中等级森严的中国人来说，岂不是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