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ＭＡＳＫＥＥ：洋泾浜英语肖像
作者：陈丹燕
字体： 【大 中 小】
杨勋在他的竹枝词里也表达过对洋泾浜英语的不满。他借用了外国人不喜欢，作为理由，“西人虽迁就之，但莫不酸鼻。”他在文章里写道。鸦片战争以后，被外国人看不起，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最大的耻辱。他们比劳动人民和官吏都更自卑，因为他们更早看到了差距。要是说的是英语，却令西人酸鼻，羞愧便更为深重。国家已经败了，海军也输了，人民愚昧，生意人鄙俗，官吏昏庸，书生可以争得平起平坐的，唯有智力一项。他为中国人编写英语教材，也是出于心中的耻辱吧。在那一百首竹枝词里，他为自己也写了一首：
皇家设馆广方言，
司故（school）而中人实繁。
同是脱蓝丝累带（translator），
惟余窃比屈公原。
上海社会将洋泾浜英语渐渐逼出大雅之堂，全无赞美它的多彩和富有戏剧性的兴致。他一心想抹去暴发户的蛛丝马迹，成为一名端端正正的富人。所以，美国英语的口音，一度都是要输给伦敦音的。这种风气，仍旧被认为是上海假扮老贵族的势利。事实上却复杂得多。到1950年代，上海中学和大学停止英语课，改学俄语，这语言的较量才平复下去。
但很快，又到了1973年，中美建交了，上海的中学全面恢复英语课。孩子们开始学习英语，只不过，课本用的是革命英语的教材，被大人们讥为Chinglish。
我和我的中学同学，就在完全失去语言环境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地学着Chinglish。我还记得英文先生教授时那尴尬的脸色。课文里有些毛主席语录，她自然是不敢多话的，但她特别着重叫我们联系发音，抽查我们背诵国际音标时一丝不苟。我想，这是因为她觉得口音是我们唯一值得学的东西吧。不知为什么，大家为学习像外国人一样的发言和声调，感到害羞。为了偷懒不背国际音标，不少人都根据老师的发音，自己用中文注音。先生非常反对，要是让她看到，就要让我们即刻用橡皮擦掉。她说，这样做“洋泾浜兮兮”。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洋泾浜曾经是一条河，但很明白它表达的轻蔑和鄙夷。
我的第一任英文老师，是胖胖的中年妇女。她总是在蓝罩衣的领子上翻出一道白衬衣的领子，显得比其它科目的老师更讲究。她小而肥白的手指上，指甲总是被修得尖尖的，像小兽的牙齿。她每年在学期开头的几个星期里，都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温习国际音标，生怕我们还用中文注音。那时，我们大多数是用普通话注音的。
我有一个见多识广的男同学，有一天在课堂里大声说，“三克油买来卖去，用上海话说一遍，不要用普通话。你知道是什么？就是thank you very much。”那个男孩子大声笑着，得意于自己能说出这样好笑的事。他的父亲很早以前，曾经做过远洋船上的水手。他知道他家弄堂里每一户人家的底细，从前的舞女、小贩、掮客、娘姨、工人、小开，以及小学教师等等，大家那时像生产线上的梅林罐头一样，一律穿着蓝罩衣，可谁也逃不过他眼睛的挖掘。他在我们班上，第一个用发蜡，第一个穿有裤线的裤子，第一个明确表达出对女生的兴趣，第一个将拇指、食指和中指撮在一起捻着，表示钱。
那是我听到的第一句洋泾浜英语，但他马上被老师喝住。她毫不犹豫地对它扣下一顶革命大帽子：“那都是旧上海的糟粕。”然后正色对那个面色尴尬的同学说：“你要在复杂的环境里，分清什么是可以上台面的，什么不可以。什么是可以学的，什么不可以。”
复杂也是个微妙的形容词，当时不仅形容背景的不够红色，更暗指出身市井的不洁。
这是带有侮辱性的攻击，我看到男生连额头都红了。
对洋泾浜的不良看法，即使是在1970年代也没有改变。
说来有趣，上海人没有肯认同洋泾浜的，但一直以来上海以外的人，却每每拿它来做打击上海人自尊心的利器。上海以外的人，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齐齐伸出手来，将上海人死死按在洋泾浜的身份上，让他逃脱不掉。
陈丹燕，作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