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社会批判的资格准入
作者：孔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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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赫尔岑在批判社会的同时，未能对自己的立场和动机加以反省。从《往事与随想》所叙述的情况看，赫尔岑生活的时代，俄国人对沙皇的统治已经产生普遍的不满，“十二月党人”事件也产生广泛的影响。老百姓“大多站在受害者一边。到了西伯利亚边境，‘流放犯’一词消失了，换了‘不幸者’的名称。在俄国人民眼中，法庭的判决无损于一个人的声誉。从彼尔姆省到博尔斯克，一路上都有农民把克瓦斯、牛奶、面包放在小窗，万一‘不幸者’从西伯利亚秘密逃亡，随时可以取食”（《往事与随想》第一卷，P266）。在这种状况下，做一个不同政见者尽管会受到当权者的迫害，却能够赢得社会的尊重和道义乃至物质上的支持，因此有一种光荣感——这是俄罗斯民族最为珍重的人生价值。在国内时期，赫尔岑其实并没有多少出格的表现，他的第一次流放，是因为参加学习小组，对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次流放却是因为无关大雅的批评警察机关，罪名多少有点子虚乌有。他与专制制度的正面交恶，是在他流亡欧洲，置身于沙皇权力范围之外的安全堡垒里时才开始的。这时候，批判在带来荣誉的同时，却不随之带来危险或其它副作用，不管这种批判是多么激烈。事实上，这种对沙俄体制的激烈抨击，已经成为他本人在欧洲社会存在的合法性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批判者并代表着正义的赫尔岑本人，也自然而然地和批判的对象划清界线，把自己置于被批判的范围之外，成功地逃离了自己火器杀伤的扇面。
赫尔岑刺痛那些对他抱有敬意的人们的心的，还有他在流放地维亚特卡的一桩风流韵事。在彼尔姆还没有真正呆下来，赫尔岑就与另一个流放者对调到维亚特卡。在那里，他与一个从外地迁来的不幸女子相遇，而这种相遇对于这名女子，更是不幸中的不幸。年仅二十六岁，不知什么原因嫁给五十多岁老人的梅德韦杰娃，会弹一手钢琴，容貌十分惹人喜悦。赫尔岑与她暗送秋波，常有纸条往来。在她丈夫病重的时候，赫氏更是殷勤备增，频频向她示爱，在老人的呻吟和咳嗽声中把他的妻子“紧紧地、紧紧地搂在胸前”。尽管她一再提出：“我满足了你的要求，现在放我走吧”，他还是不甘罢休。然而，就在他们的缠绵持续了一个月后，当梅德韦杰娃可怜的丈夫一命归天，身世飘零、孤独无依的她满怀渴望地期待赫尔岑关怀的时候，公爵大人却撤回了自己的怀抱，他解释说“我不是对她漠不关心，决不是”，因为他的心变得“疲倦和衰颓了”，“我的爱情之火熄灭了”。尽管她“目光常常带着不安的探询神情，停留在我的身上”，期待着他的回应，但他还是一直在回避，并保持着可怕的沉默。
被赫尔岑描绘成恶魔的省长秋法耶夫，对梅德韦杰娃的姿色早就垂涎三尺，看她现在孤母寡女无依无靠，以为机会来了，便向她伸出无耻的魔爪。梅氏在这种情况下十分无助，因为“她的孩子们的命运握在他手中”。实际上，迫害已经开始，孩子们的补助申请被断然拒绝，房东和店铺掌柜讨账也“特别坚决”，俄罗斯的辽阔并没有给她任何出路。情急之下她向赫尔岑和另一个流放者诉说了自己险恶的处境。赫尔岑依旧没有任何帮助的表示，他依然保持着金块一样沉重的沉默，倒是与他分住同一幢房子、与梅没有任何情缘的维特贝格决定冒一切风险搭救她，毫不犹豫地让她搬到自己家来住，尽管这位流放者家庭负担很重，生活比赫尔岑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但赫尔岑宁愿让自己相信，梅在他那里可以安然无事，因为“这个流放者的道德力量就是这样，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那崇高的精神面貌，那无所畏惧的语言，那蔑视一切的笑，连维亚特卡的舍米亚卡（古代俄罗斯一个残酷的王公）本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往事与随想》第一卷，P368）。此时，同住在一个屋顶下的赫尔岑只是暗暗地问自己：“为什么她偏偏遇上我这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开始喝酒，并在污浊沉闷的炎热中等待清新的气流——纳塔利娅（赫尔岑的堂妹兼未婚妻）从莫斯科发出的信。
尽管赫尔岑后来承认，梅德韦杰娃“没有欢乐的一生是我最后摧毁的”；尽管经过漫长的回避、沉默和自我开脱之后，在结束维亚特卡的流放之前，赫尔岑最终熬不过自己的良心，写信向梅做了忏悔，并取得了这个善良女人的原谅与祝福（仿佛有罪的是她），但对梅的回忆一直都使他感到痛苦，特别是若干年之后，当他听说了梅凄凉早逝的时候。从这件事情来看，即便是对近似于自己社会地位的人而言，赫尔岑的人道主义原则也没有得到实际的贯彻执行。
1861年，托尔斯泰出游欧洲，他很早就想结识享有盛名的赫尔岑了。那天，他来到赫尔岑在伦敦的寓所，通报说是有一个俄国来访者想拜见赫大人。赫尔岑拒绝会见。于是他不得不递上自己伯爵的名片。楼上很快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赫胖墩的身体几乎是从楼上飞下来的。这让托尔斯泰感到惊讶，在他的想象中，赫尔岑的身材应该是非常伟岸的。
比起青年时期的赫尔岑来，同为贵族的托尔斯泰五十岁以前的生活，堪称腐败和罪恶。但在五十岁之后，福音书唤醒了他内心沉睡多年的神圣情感，他明白了自己的罪过。于是，为农奴的孩子开办学校，并解放自己庄园里的农奴，还亲自下地和农民一起劳作，把自己的财富用以赈济灾民，将自己的著作权奉献于社会，为此不惜与自己的妻子发生痛苦的冲突，最后在年近九十的时候还不得不离家出走。我们不能说赫尔岑是一个小人、庸人，但相对于托尔斯泰而言，他实在算不上一个巨人。作为较早觉醒的十九世纪俄国贵族，赫尔岑的上述行状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当人们把赫尔岑抬到巨人的位置上让我们景仰时，却让人看出他身上并不光辉，甚至有些丑陋、溃烂的部位来。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是把他当巨人看待，这些部位就不会那么刺眼。就像蹲在地上的猴子，我们看不见它猩红的屁股。
在我们的身边，经常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对社会的批判深刻无比，凌厉之极，仿佛正义女神的化身，似乎只要由他来任事，种种问题就能够彻底解决或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但仔细观察这些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所担纲的事务，你就发现并非那么回事。他们的批评不过是借刀杀人，不会损伤自己的一根毫毛。他们诅咒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只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一旦机会来临，他们照样暗渡陈仓，不会有半点犹豫含糊。他们实际上是各种罪恶现象的同谋和潜在的案犯。还有，在一些不小心就出了名，甚至享誉天下的人中，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他们所说与所行南辕北辙,自己却不觉得这种状况有什么妨碍。还有更多的人，他们雄辩滔滔，在有关世道人心的诸多问题上都能和你谈到一块，仿佛天涯知己一样，但在日常生活的行履处，你会发现，你们谈的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这些事情让我想到了古代圣贤的知行合一；想到过于泛滥的社会批评与过于荒疏和虚假的自我检讨；还想到已经作古一百多年的赫尔岑，他被当作棍棒来使用。于是，只好把他请出来，表明对社会和他人的批评不是那么容易开口，负责任的真诚的批评对当事者是有要求的，并没有要挖先人坟墓，不让他老人家安息的意思。
社会的黑暗固然恐怖，但人性的狰狞也十分可怕，况且这两者之间还有某种因果循环。当今之世，人们视野开阔，思潮纵横，辞令多多，到处都有批判的武器，在把自己藏进安全的掩体里之后，要对社会不合理现象和他人的丑陋发起猛烈的攻击，实在是太容易了。但转过身来，在夜深人静时省察自己潜意识深处隐秘的行为动机，并对自己的人生立场加以清理的人却实在太少了，而这恰恰是社会批判的资格准入，也是社会批判进入建设实践的前提。实际上，在这个方向上，中国文化有深厚的传统资源。儒家以“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日三省吾身”。而修身，是个人心性的修养，也是对个人立场的清理，包括清除遮蔽心灵，使其昏昧而不得明正的一己之私，即所谓“格物”（格除物欲）。人类最愚蠢也是最聪明的支点就是挪不动的私人立场，倘若没有对这种立场的彻底清理，人往往倾向于把自己当成一个社会公义的例外者，在各种堂堂皇皇的原则规范之上赋予自己特殊的豁免权。当众多个人都赋予自己特殊豁免权时，那些貌似庄严神圣的原则规范，在实践中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
作为社会的当事者，人还是应该更多地以自己的行为来纠正社会的错误。
孔见，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卑微者的生存智慧》、《赤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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