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社会批判的资格准入
作者：孔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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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事与随想》等作品流芳后世的赫尔岑，是十九世纪俄国卓有影响的作家，他在反抗沙皇专制暴政方面的表现，和遭受的政治迫害，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乃至景仰。列宁在“指出其错误和弱点”的同时，曾称赞他是“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前些年，有的作家借用他书中记述的一些事例，来批斥中国恶浊的人性状况。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这种批判是成立的，并且也是有效和必须的，只是觉得拿赫尔岑本人来说事，不是太有说服力罢了。
集权专制是一种不幸的制度，它把大多数人置于被奴役和侮辱的地位，尽管它也曾经带来过社会的稳定乃至经济上的繁荣，但已经不为启蒙之后的人们所容忍。不过，在那种不幸的制度下，赫尔岑却是极少数幸运的人当中的一个（他后来的不幸应当说是自己惹来的）。他出身在一个世袭贵族家庭，生下来就是一个公爵，家里有六十多个奴仆侍候日常的生活，不管年事多高的人都低头折腰称呼他老爷。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庄园，在那里，有数百农奴在太阳底下为他们一家艰苦劳作,他只是收割最后的果实。小时候，有两个保姆日夜照料他的个人生活，一个是俄国人，一个是德国人。他可以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从社会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对他人尊严的贬抑和作践，你是高贵不起来的。贵族地位的崇高是因为有了奴隶的屈辱铺垫。一旦众生平等，每个人都得承担自己生活的全部，包括那些低贱琐碎的部分。早在童年时，在享受着人上之人的宠荣的同时，赫尔岑也看到了奴隶的悲惨命运。他在《往事与随想》里写道：“身为农奴并意识不到自己的农奴地位，这是可怕的；它如何扼杀和摧残农奴仆役的一生，压制和麻痹他们的灵魂，我见得多了。”他给我们叙述了这样两件事情——
赫尔岑的三伯父是一个参政官，终身都在驻外公使和朝廷大臣的任上度过。他有一个厨师，此人勤勤恳恳，从不喝酒生事。参政官曾把他安插到御膳房学习厨艺，之后，他加入英吉利俱乐部，挣了一份家业，结了婚。一天，在圣母大教堂做完祷告之后，这位厨师请求以五千卢布的代价替自己赎身。参政官拒绝了，说“待到我死后，你不必付钱便可获得自由”。厨师从此精神颓丧，郁郁不乐，头发一下就变白了，而且，他开始酗酒。被俱乐部辞退之后，公爵夫人雇佣了他。但在惜钱如命的公爵夫人那里，他受尽了折磨，终于有一次隐忍不住，操着鼻音对夫人说：“在你光辉灿烂的躯壳中，隐藏着一颗多么阴暗的心灵啊！”多年之后，参政官终于去世，他获得了人身自由，实际上是被抛弃了。最后，流落在外，不知所终。
参政官还有一个家仆，是一个文员，被送到一个医师那里学习。这个青年很有天赋，很快就掌握了拉丁文和德文，医术也不错。在二十五岁上，他爱上一个军官的女儿，隐瞒身份与她结了婚。后来，妻子发现自己成了农奴，无法忍受这种事实，与人私奔了。医生从此沉默寡言，整夜在外面游荡，后来服毒自尽了。
发生在身边的这些事情，显然感动过赫尔岑公爵，他在书中写道：“我们经常谈论仆人，特别是农奴的道德严重败坏。的确，严格地说，他们的行为不足为训，他们的精神堕落也很明显，只要看他们对一切都逆来顺受，很少反抗，就知道了。”（《往事与随想》，第一卷，P23）但他并不认为贵族就比奴仆高尚多少，“贵族与奴仆的区别如此微不足道，正如他们的名称之相似一样”（俄语中贵族和奴仆的发音相近）。他指出：“剥削者把仆人和奴隶描摹成放荡的野兽，是为了转移别人的视线，扼杀自己良心的呼声。我们不见得比老百姓高明，只是表现方式比较温和，更善于掩盖自己的私心杂念罢了。我们的欲望轻易就能得到满足，经常不受约束，因此看起来不那么粗野，那么刺眼。”（同上，P26）
应该说，赫尔岑对贵族的道德批判是深刻的，但是，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使人对他这种批判的真诚产生质疑。
1834年，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管理处供职的赫尔岑，因为参与了奥加辽夫等人的学习小组被拘押，并在九个月后流放到彼尔姆省（在同批犯人中是属于较轻的）。在流放时期，赫尔岑始终保持贵族的身份，还是省级政府机关的官员。在到达彼尔姆的第二天，他和省政府的门卫一起去租房子，在以意想不到的便宜价格谈下了一个大房子，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房东老太婆叫住了他：“我忘了问你，你自己养奶牛不养？”出于贵族的本能，赫尔岑几乎是神经质地作出反应：“对不起，我从来不养奶牛！”尽管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流放犯，老太婆的问题还是“使我吃惊，我甚至感到了侮辱”。作为贵族公爵的他立即走人，连房东“那我可以供应你新鲜奶油”的话都不作回答。一路上，他“一直觉得不自在”，心里还在嘀咕：“我到了什么地方，像个什么样子，居然有人怀疑我可能养奶牛”（《往事与随想》第一卷，P242）。一句“你自己养奶牛不养”的问话，就像泼到他身上的粪水，让他有了洗不干净的玷污感。赫尔岑被贵族角色的同化可谓深矣。
在《往事与随想》一书中，赫氏两次重复了这个细节。在该书358页，他写道：“对彼尔姆，我印象不深，我只为租房子接触过一位主妇，她问我要不要菜园，自己养不养奶牛！从这个问题，我就可怕地觉察到，我的地位一落千丈。”看得出，这件小事对他的刺激有多大，养奶牛这样的劳动对于他是何等的侮辱和伤害，不然他不会那么耿耿于怀。由此可见他对自己作为人上之人的贵族身份是何等珍重，对农民和奴仆这样的阶层是何等蔑视。他反抗专制制度的依据是什么？不就是人道主义吗？但他的人道主义看来只能在贵族范围内来加以理解，作为人道主义理想内涵的平等、自由、博爱等，不知不觉中已经加入了阶级的限制。很难设想，当革命把公爵变成一个平民的时候，他的立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让我闻到了赫尔岑身上散发的腐朽气息。在这件事情上，赫尔岑甚至显得有些卑鄙了。
1840年初，已经在弗拉基米尔结婚生育的八品文官赫尔岑回到莫斯科，后又因对警察机关出言不逊被流放到诺夫哥罗德省当参议。在诺夫哥罗德最后的日子里，按照他的说法，他的心绪十分躁乱。“正在这时，我发现我的使女生得非常漂亮……她也猜到了我的心思！……一切本可以到此为止，机会却使我欲罢不能。这种机会随时都存在的，特别是当我们不想避免的时候。”（《往事与随想》第二卷，P99）
1842年，赫尔岑一家重新迁回莫斯科。一天深夜，他从外面回来，使女卡捷林娜给他开门。“她看起来刚刚离开床铺，两颊红通通的还没有苏醒”，陶醉于她的妩媚，赫尔岑“本能地、半意识地把手伸到她的肩上，围巾掉下了……她啊了一声……她的胸脯裸露了”。这个清晨，卡捷林娜让赫尔岑体会到“当一个人忘记了一切，沉浸和陶醉在自然中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啊……”（同上，P100）
挚爱着赫尔岑并把他视为偶像的妻子纳塔利娅，对丈夫的事情有所风闻并产生了怀疑。纳塔利娅情绪十分低落，这令赫尔岑愧疚不安，他决定向妻子供认事情的全部。他体会到妻子的痛苦，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而情敌又是谁？她是牺牲在谁的手中？在这样一个女人手中，这个女人可以倒进任何一个男人的怀抱……”同时，赫尔岑还为自己开脱：“如果这个女人不是轻佻的女人，那么什么事情也不致发生。”
为了对得起妻子的忠诚，而向妻子忏悔，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因此把因为社会制度的缘故屈身于自己尊严之下的另一个女人加以糟践，说她是可以倒进任何一个男人的怀抱的女人，甚至把自己道德堕落的责任推诿于这个无辜的弱者，却不是一个正人君子的行止。显然，赫尔岑根本不把曾经给他带来过幸福的女人当人，不把她当作与自己的妻子一样的女人来对待。他妻子的痛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卡捷林娜，后者的痛苦是天经地义的活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或者说，对于他而言，不存在卡捷林娜痛苦这样的事情。可见，控制赫尔岑公爵精神的仍然是奴隶制的意识形态。我们不得不问，他所倡导的神圣的价值观，到底与卡捷林娜这样阶层的人有多少关系？而且，我们只能这样认为，他的人道主义中的人的概念，不涵盖卡捷林娜这样地位低贱的人。在赫尔岑那里，作为奴仆和农民的人的身份还没有得到认可，人格的尊严也没有树立起来。在当时的俄国，像卡捷林娜这样的人占大多数，如果将她们排除在概念外延之外，人道主义还能够称为人道主义吗？如果对农奴生命没有起码的尊重，对奴隶制的愤怒和反抗就显得抽象和难以理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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