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灵魂伴侣
作者：刘玉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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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难闻的石蜡气味搞得我晕头转向。在蜡烛厂的大车间里，我的心随着屋外的天气在逐渐消沉。时令已进入深秋，我来蜡烛厂上班已有两个星期了，但我迟迟没收到红玲的来信，这使我备受煎熬。
人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碰上倒霉的事儿。在我走进蜡烛厂的车间，面对着十几台油乎乎的制蜡机时，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
夏天的时候，为了赶写一篇地质报告，我加班加点，在徂徕山脉采集岩石标本。事情发生在黄昏，收工哨子刚刚响过，我稍一分心，一脚踏在悬崖边缘的碎石上。后果可想而知，这对一个刚从学校毕业一年多的学生来说，不能不算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三个月以后，我跛着腿站在队长面前。队长龇着被烟熏黑的牙说：这算个球。但队长还是给我记了三等功。然后队长又说：你这个熊样子，看来是不能出队了，就在基地呆一段时间吧。
于是，我来到这个地质队的野外基地，这是一个空旷而又荒芜的大院。院内是半人高的荒草和一些老式的废旧汽车，车皮锈迹斑驳，乏裂的橡胶轮胎深陷于荒草之中，四周经常有花蛇和刺猬出没。蜡烛厂就在这个大院的中间。平时，地质队出野外，院里只剩下他们的家属，他们住在大院最北边的两排平房里。他们大都是蜡烛厂的工人。
我住在大院最南边那座陈旧的红楼上，那是幢三层的俄式建筑。红楼离蜡烛厂不过百米，我沿着荒草中一条被人踩出的小路，每天往返于它们之间。再往南是一个四等小站。火车高昂的汽笛和钢轨的震动时常把我从梦中惊醒。
我是红楼里唯一的居住者。就是在白天，如果没有事儿，也很少有人光顾此楼。它是单身职工宿舍和存放工具的仓库，但所有的单身职工都奔波在大山之中，因此这楼里异常寂静。刚到的时候，大胡子厂长问我是否害怕。我说不怕，这实在是巴不得的事情，一个人拥有一座楼，做梦也想不到。
每天晚上，我早早就卧在床上。这些日子，我正在看一本不错的书，《西行漫记》。我跟着那位美国记者穿山越岭，走得相当兴奋。
声音总在每晚的十点钟后传进我的耳朵。那个时刻，正好有一列火车呼啸而过，当节奏感很强的震动声过后，那“嚓嚓”的声音就逐渐清晰起来。后来，我辨别出，那一定是脚步声。在静谧的走廊深处，缓缓地，轻轻地，走走停停，听上去像一个人正为什么事儿在犹豫不决。第一个晚上，我在耐心等着敲门声响起来，但后来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我发现电灯依然亮着，我这才想起，昨晚忘了关灯。
这事我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些天里，我很少说话。我懒得说话。很多女人都跟我开玩笑。她们的玩笑荤得厉害。我只好装作不懂，很糊涂似的笑笑。她们更是肆无忌惮。有时候，为了一句话，她们会前仰后合地笑上半天。虽然她们的丈夫不在身边，但她们看上去都很开心。在这里，干活的男人只有两个。除我之外，就是那个整日不吭一声的老楚。这个人也真是奇怪，他从不跟任何人说笑。他个头不高，皮肤挺白，但两只眼睛总是暗淡无光。他天天穿着一身蓝布工作服，工作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他只干一样活，就是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把钢板小铲刀，“咔嚓咔嚓”，铲除滴在地板上的蜡油。他气力均匀，一下一下的，极有耐心，似乎整个大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
所有的人都似乎把他忽略了，没有人谈到他。只有蜡油撒在地板上时，女人们才想到他，就喊：老楚老楚。也不用再说什么，老楚就走过来，蹲下身，咔嚓咔嚓。女人们照样说笑。我悄悄地来到一个女人身边，朝老楚抬抬下巴，问：他没老婆啊？那个女人一撇嘴：嘁，他怎么会有老婆呢？
这样的日子实在枯燥，最初的平静被走廊里那沉闷执着的声音打乱了，每天的同一个时间，它都会在我耳边响起来，随着变冷的天气，我真有些沉不住气了。
给红玲写信！这个念头就像一个正逐渐胀大的气球，把我胸间塞得满满当当。但同时我也感觉到内心的尴尬。自从红玲第二次到医院里看我之后，我的心就没有平静过，我能感觉出一些异样的东西。
红玲现在还是学生。她听到我受伤后，不远千里，从长春赶到济南来看我。在我住院的三个月里，她一共来过两趟。第一次来时，我还躺在床上，打着石膏夹板一动也不能动。红玲扑在我的床前，眼里嵌着晶莹的泪珠，给我往嘴里一勺一勺送着鸡蛋汤，样子极可爱。我只能用热乎乎的目光瞅她。如果我能动，我会不顾一切地把她抱进怀里，吻她的眼睛。红玲说：马上就放暑假了，到时候我来陪你。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病房里热得像蒸笼，难闻的气味弥漫着屋子的角角落落。这样的病房是没有空调的，伤筋动骨的汉子们一个个龇牙咧嘴，身上几乎一丝不挂，白色的绷带固定在腿上、胳膊上、头上。病房就像革命纪念馆里的一幅壁画，呻吟和怒骂此起彼伏。一个阴沉的午后，我背靠床沿注视窗外，浓云下的梧桐树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要哭的样子。当雨滴噼叭有声的时刻，几个学生模样的姑娘嘻嘻哈哈打闹着从树荫中穿过。望着她们活泼的身影，记忆就猛然回到那绿荫掩映的校园。我这才意识到，红玲已经走了一个多月。暑假早已开始，可她没有来。要知道，她的家离济南只有八十里路。我们是老乡，只因为是老乡，我们才在大学里相识、相爱。说真的，我不希望她来陪我，一个女孩子不合适这样的环境。我只盼着她清纯的小脸能出现在窗前，用那美丽的眼睛瞅我一眼，我就知足了。可她却一直没有露面，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开始像开水里的泥鳅，在床上翻来滚去，恨不得把脖子抻长八十里，伸到红玲家的院子里去看一眼。我掰着指头算日子，8月1日，8月10日，8月15日……
我最后还是写了一封短信交给护士小姐，让她帮我寄出去。以后的日子，我的下嘴唇内侧开始溃疡，两个白窝窝能放进绿豆粒去，右嘴角上鼓出一片白泡泡，像小马蜂窝，扁桃体增大，咽喉变哑，吊针瓶子在床前整整挂了三天三宿。
8月28日，红玲终于来了。这是个吉祥的日子，天气好得出奇，竟然有瓦蓝色的天空，要知道，这还不是秋天，但也许，秋天的迹象已经出现了。
比起两个月前，红玲明显地黑瘦了，眼睛也变得暗淡无光。她没有像上次那样趴在病床上。她只是垂着头，翻了翻我缠着绷带的腿，然后抬起头来笑一笑说：搞了段时间的家教，弄点儿钱呗。你好多了吧？
我注意到红玲眼中的忧郁。我纳闷，一向活泼可爱的红玲哪里去了，怎么变得如此深沉？我总觉得红玲有什么话没有说开。临走时，她说，我会给你写信的。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还没有收到红玲的信。
蜡烛厂里依然很热闹，女人们的笑声丝毫未减，老楚的铲刀还是咔嚓个不停。休息的时候，女人们都围着火炉子，嗑着瓜子，唧唧喳喳没完没了。有时候，她们会喊我：大学生，过来，这儿暖和。我就过去，把手伸到炉口。于是，我就成了她们谈论的对象。有的在我胸脯上抓一把：嘿，大学生，穿这么少，不怕冷呀。接着有人说：半大小子，爱好哩，正搞着对象不是？接着又有人问：老实交代，有没有？笑，准是有了，你看，脸都红了，哟，脸上擦的是啥油，这么香。接着，有人把鼻子凑上来嗅嗅。
我发现，不管这边闹得多热闹，老楚似乎都没有听到。他偶尔抬起苍白的脸，目光穿过玻璃，掠过那座红楼，落在南边绵延不断的山里，有几次我真想凑过去跟他说两句话。我觉得他心里一定埋藏着什么事儿。
发工资那天，人们都很高兴。可那天我没看到老楚，这是很新鲜的事儿。我上班这些日子了，从没看到老楚迟到一分钟，今天他为什么没来呢？在大胡子厂长的办公室里，我问他：老楚今天没来，谁给他领工资呀？大胡子厂长说：今天是十月初一，鬼节，他又进山了。我忙问：为什么？厂长说：啊，他精神不好，别理他。我迟疑一下，没有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