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从中兴路到邮局
作者：郑小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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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一边走一边想，到了东坑车站。过马路，去车站，然后折进了候车室，去看车次，去湖南的车，郴州、常德、益阳、汉寿、蓝山、娄底、邵阳……去湖北的车，监利、黄石、襄樊、石首、恩施、十堰……去四川的车，南充、达州、营山、广安、宜宾……去河南，去江西，去广西。我一般会在车站走上一会儿，去车站的邮政报刊亭，看这里的《作品与争鸣》杂志是不是来了，这本杂志，我有时买，有时不买。我听见有人从我旁边走过，打着手机，说着广东方言，我来广东几年了，对粤话一句也不懂，但是我依旧从声调中感觉到这个女孩子在跟电话中的人吵架。我转过头，看见一位很时尚的女孩子，穿着低腰裤，紧身衣服，将身体该隆起的部位很夸张的凸了出来，上衣短了一点儿，裤子也短了一点，露出一大段腰肢。她转过身去，我看见一大段股沟露在外面，她高声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步子很大，来回走动着。她每走一步，我都担心她的低腰裤会掉下来，髋骨部位的黑紧身裤随着步伐起伏着。我看见几个在候车的男人盯在女孩子露出来的身体上瞅着，我恨不得马上找件衣服将她裸露出来的身体部位包裹起来。她的声音越来越大，身体幅度也越来越大，我越来越担心她的低腰裤会掉下来，去深圳的车来了，她上车了。
转过车站邮政报刊亭，我看见一个少女迎面走了过来，她背着一个大包，一手拖着一个皮箱，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塑料桶。她走一下，停一下，很吃力。我朝她走了过去，背上背着的包很大，半弯着腰，皮箱是银灰色的，拉杆也是银灰的，红色的柄，两个塑料轮子在地上滚动着，右手中塑料桶是天蓝色，塞满了装着鞋子的塑料，七八个红色、绿色、蓝色的塑料衣架，在铁丝钩上还压着一张竹席子，东西很重，她的脸憋得通红。她走一段又停一段，有穿着义务治安装的摩托车司机跟了上来，询问了一句，又开着摩托车走了。我经过她们身边，朝她看了看，她也朝我看了看，低下头，放下蓝色塑料桶，甩了甩手，半弯着腰，站在那里。我只看了一眼，便把目光移开了。她还在打量着我，她站起来，又拎起桶，我回过头，我的目光碰到了她的目光。她朝我笑了笑，她的牙齿很白，我也只是笑，然后她把目光投向远方，我也转过去。我又转过去，她正朝我看，我们这样相互躲闪，又相互追寻着，我朝南，她朝北，她没有走多远又停下，甩手，放下手拖箱的拉杆，放下蓝色塑料桶，我在想象着她桶里装着鞋子、洗衣粉、洗发水、碗、盆、勺子、牙膏、杯子，这些都用塑料袋装好，放在上面，如果她走得急的话，还有来不及晒干的衣服。我出厂的时候，就是她这个样子，拖着沉重的行李与疲惫，在路上走着。我突然想起我的朋友谢湘南的一首诗来“在细雨中一个女子提着行李/她朝我走来，我刚吃过中午饭/她有点瘦，路显得有点宽/……/她们的细腰沉向一边/行李，一只箱子，过于沉重/我想走过扛起那只箱子/她的生活，但我们素不相识//很多次我就背着行李这样行走/在城市辗转，希望/一个女子迎面走来//”这首诗，我读过很多次，我每次背着行李时，便会想起这首诗，我不断地回头看她，她朝着与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一直在想，她要去哪里？
一直到我遇见这棵树，我才没有回头看那个提着沉重行李的少女。一棵很年轻的树，它被前几天的台风连根拔起，横卧在绿化带上，压着几株绿水仙。这是一棵从外地移过来的树种，像我们一样，都是外来者。根很浅，很小，黑黑的一团，根须多，很拥挤盘成一团，现在让风生生地从地里拖了出来，向路人展示着，这是一棵外来的植物。我突然有一种悲凉，是的，人活着，就像一棵树，要把根扎稳一些，扎深一些，这样才会不怕风吹，不怕雨打，活着，要有一个强大的根。根深，枝叶才繁茂，这是母亲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说这话时，母亲总会指着院子里的那棵百年老槐树，你看吧，它的根扎得很深，所以才会长得这么高大，伸出那么长的手向高处抓着清新的空气，抓着最先到达的阳光，天空比大地爱干净一些，那些混浊的空气与阳光都沉在底下了，离天空远远的。在这个城市里，我何尝不是一棵外来的树，我像一棵浮萍一样在这个城市里飘来飘去，伸出细小的手想抓住点什么，但是我细小的手还没有挨着泥土，一阵浪打了过来，我又被吹走了。这些年，我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从一个工业区到另一个工业区，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工种到另一个工种，玩具厂的装配工、家俱厂的统计员、注塑厂的啤工、五金厂的机器操作工、电子厂的车间管理员、五金厂的文员……我不知道以后，我还会在这个城市的哪个镇，哪个工厂，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更不知道，哪场命运的台风，会把我像这棵树一样，连根拔起！这样的心情一直影响到我穿过十五分钟路程。
世纪广场便在眼前，我曾在三首诗歌中写到的世纪广场。我会看广场上那些站在健身器材上的人，绝大部分像我一样是外来者，他们吊着、跑着、甩着、拉着，有的则沿着单低杆攀援着，有的在做引体向上，有的纯粹站着，没有动，嗑瓜子，聊天、阳光很好，照在他们的脸上。不远处的草坪的石凳上坐着不少人，背后是红色的钟楼，我看了看钟，十点过五分，我常常会注意那钟楼的尖顶，想起电影里的一个情节，一个人爬到钟楼的尖顶翻动着巨大的指针，我忘记了片名，也忘记了内容，只依稀地记得这些。钟楼的门锁着，但是有很大门缝，我探头探脑地朝里面看了看，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个敲钟人，但是什么都没有看见。广场周围有不少商贩，有卖水果的、卖甘蔗的、卖烤红薯的、掷圈中奖的、汽枪打汽球的……我经过时，他们总会说，一元十枪，一元十枪，烤红薯，新鲜的烤红薯，我看着那皱皱的淡黄的烤红薯，它们是不是新鲜？我为什么要想呢，我又不买。我继续朝前走，过马路，去家家乐商场停下，上三楼找书。余秋雨、鲁迅、冰心、《读者》、《知音》、《家庭》……我随便翻了一下，实在没有我想要的书，下楼，继续朝前走。
从家家乐超市往邮局方向过一百米，东坑农信用社，我排队，在自动取款机前面，取钱，一百，二百。每次取完钱，我把钱向着那个针孔摄像头照一下，再照一下，我同事说她的朋友曾在自动取款机里取到过假钱，我不信，但是我还是得照一下。再往前，广东发展银行、中兴手机城、尚尔服装店。我拐进了东坑最繁华的地带了，一排排敞开着大嘴的时装店、鞋店、专卖店、化妆品店……人很多，相互挤着、压着。我总觉得这里的繁华不是属于我，空空落落的，找不到方向。在这个城市里，我是一个无根的人，如果不是需要买服装或者化妆品，我一定会选择快速地走，很快，像一条鱼一样不断从缓慢行走的人流游了过去。如果是买衣服，我会去原品，而买化妆品，我会去富华。其它铺面，我很少去的。十分钟后，我拐到了万盛购物广场，再向前行，有一个报刊亭。三年来，每个月我都会来这个报刊亭，买我想买的杂志，它们是《散文》、《散文选刊》、《小说月报》、《星星诗刊》、《诗刊》、《散文百家》、《散文诗》。跟我一起来的同事拐进了万盛广场。
我穿过马路，到达了我要到达的地方，东坑邮局。星期天，邮局的人很多。我站在汇兑窗口前排队，站在我前面的是一对大约四十岁左右的夫妻，男的很矮，大约一米五多一点点，很瘦小，衣服很脏，看样子是在建筑工地干活的打工者。他们瘦小得让我担心他们是如何扛得动生活的重担，一阵风就会把他们的身体吹跑得很远。他们交谈着，我听不懂他们的方言。我站着，捏着手中汇款单，它们是我的稿费单，三十块、六十块、八十五块、四十块、十块、一百三十块。它们是湖北、湖南、长安、虎门、无锡、广州寄来的。汇兑的队伍很长。他们来自四川、贵州、云南、江西、湖北、湖南、重庆。跟我一样，胸前挂着厂牌，穿着电子厂服。五金厂、塑胶厂、玩具厂。灰色的、暗红的、淡蓝的厂服。三百块、四百块、一千块、六百块寄到他们来的乡、村、屯、坳、坪、坝、寨、畈、沟。他们高矮胖瘦不一、粗犷豪爽不一、细腻纤细不一、美丑漂亮不一。他们操着带有乡、村、屯、坳、坪、坝、寨、畈、沟的方言。他们排着长长的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数了一下，排在我前面有十六个人，我又向后看了一下，排在我后面的人更多了。我前面的那对夫妻还在交谈着，女的扯了扯男的，他们手中拿着是一张空白的汇款票据，那个男的看了看周围的人，走了出去，女的站在我前面，我看见那个男的走到黄色桌子前，拿起笔，在汇款票据上写字。我隔他大约有两米远，他拿起圆珠笔，像使尽了力气，在纸上划着，很吃力的样子，划了一阵，显然他写错了。他把汇款单揉成一团，用手抓了抓脑袋，又找了一张汇款单再写。他想了一会儿，又拾起那张被他揉碎了的汇款单，小心翼翼地铺开，朝纸上看几眼，再在新的那张写几笔，再看几眼，再写几笔。排在队伍中的女人看着她丈夫，眼里露出了一种羞涩。那个男的居然又写错了，他再把单据揉了一下。她移动一下脚步，看样子想去看看她的丈夫，她向前移动了一步，又看了看队伍，再站在队伍中，侧着身子，看着丈夫。前面只剩下四个人了，男的走了过来，把汇款单递给他的妻子。我顺便看了一眼，那张汇款单已经被他揉得皱巴巴的，蓝色圆珠笔字划得如同蝌蚪在蠕动，头大尾小，有好些地方因为用力过度，划破的纸，蓝色的字迹因为手指过多的涂抹而显得灰头灰脸。妻子从衣服口袋里抽了出来，是四张百元钞票，我这才发现妻子左手一直放在衣服口袋，原来是手掌里握着钱。他们把汇款单与钞票放在一块，我突然想起宋世安的诗句来，“你贴身捏出五张崭新的百元大钞，神情莫名紧张/我试图看看纸币是否滚烫，却遭受你怀疑的目光//你谨慎。你把钱数了又数。你没有放弃对任何陌生人的防范/我有点犹豫。我故作镇定转移目光。我后退几步让你安心”他们瞅了瞅周围，我退了半步。轮到他们了，我站在黄色的警戒线之外。
郑小琼，诗人，现居广东东莞。主要著作有《夜晚的深度》等，曾在本刊发表诗作《深夜火车》、《动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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