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在长沙当学徒（１９２９）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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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1月11日，我离开慈母离开家乡进城当学徒。
记得离家的头天下午，母亲含着眼泪看着我，喉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睹（堵）着，好久说不出声来。过了一阵才从喉咙里挤出悲切的话语：“有钱人的伢子，12岁还偎在娘的怀窝里，你就要出门去侍候人家了，我也是没有办法……”话没有说完，已经是泣不成声，继而号淘（啕）痛哭。我也忍不住泪水只（直）流，和母亲相对而泣。母亲含悲忍泪要我莫哭，帮我抹干泪水，要我去睡一觉……我睡着了，醒来时晚饭已经做好，母亲特地为我煎了两个荷包蛋，连弟弟也不准吃。蛋是要集了对盐和煤油的,一个人一次吃两个荷包蛋，真的是头一次开洋晕（荤）。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再没有吃过七十多年前那样好吃的鸡蛋。
第二天一早，姨表兄杨正玺（我喊他十哥）带我进城，先在亲舅舅家住了一天。十三号他就把我送到了长沙南正街茂兴隆南货店。
店老板叫袁伯成，是我母亲的远房兄弟。介绍我来此当学徒的姨表兄指着他对我说：“这是六舅，今后你就在这里当学徒。一定要手脚勤快，听六舅的教诲。”我喊了声六舅并向他鞠躬敬礼，我的学徒生涯就此开始了。
第二天我开始做事，第一件事就是洗收购进来的酒瓶子。记得我进店的那年天气特别的冷，11月下旬街上就结了冰，一直冰冻到第二年年初。酒瓶都泡在一个大水缸里，十二岁的我个子还很矮，水缸很高，水缸下面的瓶子拿不到手。我就在脚下垫一个空罐头箱子，站在上面，用一种圆柱形的专用毛刷子把瓶子一只一只地刷过，还要对着亮光照，看里面是不是还有没有刷到的地方。洗了一缸又一缸，好像永远也洗不完一样，一连洗了二十几天。我的两只手长期泡在冷水中，红肿得就像一个大包子，有些发胀（涨），轻轻按揉就一阵一阵的伤痛。天天站在冷水边，脚上的鞋子也被缸里流下来的水湿透了，脚也肿了，脚跟发烂了，穿不进鞋子。还有两个堂舅的儿子也在店里帮工。一个是兰圃二舅的崽，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另一个是菊岩五舅妈的崽，我喊他“兴哥”。他们干的活比我轻松多了，只做些洗茶杯、扫地、擦水烟袋的零碎事。他们的脚上也都生了冻疮，脚也是肿得穿不进鞋子。不晓得为什么六舅老板买来冻疮膏，只给兰圃二舅的崽搽，我们都不能搽。有一天五舅妈来到店里，看到六舅对二舅的崽和对她的崽不一样，就和六舅争论吵闹起来，后来还是赌气把兴哥带走了。
每逢过旧历年就是南货店生意最忙的时节。那时过年家家户户待客打头炮的吃食就是瓜子,过一个年要销出上千斤。而店里炒瓜子也是最苦的差事。瓜子只能在晚上炒。一来因为白天熬房（糕点作坊）要做糕点，（做的冬季点心有麻枣、雪枣、麻丸它、兰花根、酥糖、寸金糖、交切片、年糕等）没有摊瓜子的空地，再者有些糕点像麻丸它之类的东西要油炸，白天火也不得空。晚饭过后炒瓜子就开始了。炒瓜子的灶好大，是有炉桥带烟筒的大煤火灶，烧的是块煤。炒瓜子前先要发沙子。首先要把沙子洗净杂质，把锅子烧红了把沙子倒进去，炒干后加桐油炒至发红，这时才倒进生瓜子。每锅只能炒六七斤瓜子，而锅中沙子有十四五斤。师傅拿着有三四尺长木柄的铁扒子，飞快地沿着锅子搅动油沙和瓜子，扒子要操到锅底，要不贴在锅底的瓜子会烧糊。大约只要四五分钟，师傅把扒子一搁，马上一手拿起一把铁铲，另一只手拿起铁皮打孔的筛子，把瓜子飞快地铲入筛子里，同时把沙子筛到锅中，再把筛尽了沙子的瓜子迅速地倒在地上，我和大师兄赶快把瓜子扒开摊平散热。
这是一门技术活，最讲究的就是手脚麻利。动作慢一点，不是炒糊了，就是窝焦了。要的就是有力气，我没有劲也没有技术做那些事，只能和我的大师兄一起给师傅打下手。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把装生瓜子的麻袋解口，把瓜子都转到灶脚下的大筐里；把炒熟了的瓜子摊开散热，冷了后再把它们装入麻袋；灶里的火也归我们负责。
大约到晚上十二点多钟（接近）一点钟的样子，师傅就要我煮几个荷包蛋，下一筒面三个人吃。吃完面后好继续做。一直要做到早上四五点钟，直到把炒好的瓜子堆码到货架上，把灶里的火退出来，我的一身就像要散架一样。精疲力竭的我们拿来洗澡盆，放在退出来的煤火旁，就着火的余热洗个澡。可能也是累出了汗，隔几尺远还觉得热和。洗完澡上床也就快六点钟了。
1930年红军进了城，老板都躲起来了。有一部分家在长沙的伙计同意守店。我一来没有路费回家；二来我在乡下看见过农民运动抓土豪劣绅游乡，晓得他们不害穷人。1926年乡下办农民协会，取缔私塾教学，规定穷孩子读书不要钱，我在农会办的学校里还读过一年书。所以我不怕，也没有离店。
有一天看见军队从南正街经过，有人指着一个大个子说：那是彭德怀！我看队伍里是个个魁梧，不晓得他指的是哪一个。还听见有人说，前面有一个头是黄公略，我根本没看到又过去了。过了两天，有一队红军在南正街巡逻，到各店了解情况。他们进来与守店的易仲春、贺福生、彭仲球交谈。平时来了客人是由我这个小徒弟泡茶点烟。我泡了一大盘茶端上来，贺福生还拿了一盘蛋糕和一铁筒饼干来招待他们。开始他们不肯吃，贺福生说反正是资本家的，我们是给老板帮工的，他们才要我们和他们一起吃了。
这一次红军在长沙住了十天。他们一撤出长沙，何键就调集了军队，从湘江河里的军舰上向城里开炮。听人说有一枚炮弹就落在南阳街经济福百货店。店子的招牌洞穿有一个箩筐大的眼，有一个店员被炸得血肉横飞。过了两天，我去看，只见店门紧闭，只有招牌上的破洞犹存。
苦难的寒冬过去了，冻疮的溃烂已经痊愈。接踵而至的是四五月的黄梅天气，货物保管不好就要发霉。对货物的处理也就繁忙起来。不同的货物处理方法都不相同。如茶叶就只能烘烤不能晒；半干的四川鸡窝笋要用硫磺熏过，再把它压紧在粗篾的大篓子中；还有好多东西要搬到太阳底下去晒，没有场地只好晒在屋顶上。
大师兄在屋顶上面搭了一个晒架，再把木板子搁在上面成了一个晒台。有一天要我上去晒荔枝。我一次搬不动一箱荔枝，就拿箩筐先撮出一半倒在晒板上，再把剩下的半箱搬上去。我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半箱倒出来扒平，脚踩着活动的晒板向后一翘，连人带荔枝和晒板一起掉在了屋瓦上。晒板打在我身上，荔枝散落一身，散落在屋瓦缝里，还有好多都顺着瓦缝滚到了天井里。熬房案板处的窗户正对着天井，工人们听见响声，大叫“下荔枝雨了，下荔枝雨了！”我闯了这样大的祸不敢做声，身体贴在屋顶上，两只手在瓦缝里摸荔枝。大师兄彭仲球跑上来扯我起来，要我下去。我又到天井里去捡荔枝，有的滚到了天井沟里，沾了一些水，师兄帮我把荔枝都收捡好，晒到了屋顶上。
六舅听到喊声出来了，他一脸怒容对我说：“你做的好事，跟我回去！”转身就走了。我还以为这只是他平时的一句生气的话，不会当真。我向铺房走去，经过他的睡房，他正坐在长条桌边，“麟伢子，你进来。”他喊我的小名。我进去了，低着头站在他面前，不敢抬头看他。只听见他说：“你年纪太小，好多应该由徒弟做的事你都做不了。这次晒荔枝你要是还向屋檐处靠近一点，就从晒楼摔到了天井里，命都没有了。我难得为你操心，你还是回去算了，去叫杨正玺来接你。”我一听心里发了呆，不晓得怎么办，默默退出了他的卧房。
我没有到杏花村（杨正玺做事的南货店）去找表兄杨正玺，而到了住在天心阁下堂皇里22号的亲舅妈家里，把情况告诉了舅妈。中午，舅妈的崽，在电报局做事的表兄袁正宣回来，舅妈对他说：“你到六叔店里去一下，念及满姑可怜，要他莫把志远退回去。”两点钟左右，表兄回来了，把六舅对我讲的那些话复述了一遍。舅妈愤愤地说：“伯成要不得，晓得老妹老公死了，细伢子又多，让自己的外甥吃碗饭实在不要紧，太做得出了。”表兄上班去了，只见舅妈在堂屋中一座观音像前作揖，揖后默默无言。我心里又烦又急，就对舅妈说：“我到杏花村找杨十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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