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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7年第6期

纽约的几个片断

作者:张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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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
  
  一辈子生活在都市,正如一辈子生活在乡村,虽然同样酸甜苦辣皆具,但日子久了,一切也都变得漠然。始终以异类的眼光看都市,明明已与都市密不可分,却又似一直陌生。讶异于全新的经验,并因此快乐和不快乐,都市在其眼底,始终变幻不定,没有本来面目,天堂、地狱、异邦、家园,都是,又都不是,这样的人,想来想去,只有波德莱尔。
  受他崇拜的艾伦·坡,却对都市漠不关心,都市甚至不配做他那些神秘故事的背景。西方的小说多矣,写活一座城市如写活一个人的,似乎没有。城市如水,日夜浸淫乎其中,意识不到水的存在,同类之间,依然隔膜。这么想,波德莱尔多么可贵,而巴黎何其幸运。
  我在纽约住了近二十年,每次想拿纽约做题目写点什么时,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像波德莱尔那样揪住一个都市的灵魂,才算写得有意思呢。而纽约,我的真实感受究竟如何?想一想,空得很。
  效仿一下艾夫斯和格罗菲倒不难,《新英格兰的三个地方》、《暮色中的中央公园》,都是不坏的题目。哈特·克兰写了《布鲁克林大桥》,更早,惠特曼写了《在布鲁克林渡口》。艾伦·坡虽然心不在焉,也在西八十四街写了《乌鸦》,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但以此来付二十年“美好时光”的总账,未免菲薄得不成样子。
  说穿了,没有波德莱尔“恶”的勇气,一切都是茫然。
  但波德莱尔是令人厌倦和疲劳的。
  波德莱尔始终不具备艾伦·坡那样的明晰。莫奈们笔下海妖歌唱的大海,在波德莱尔这里变成了一锅煮糊的浓汤。
  纽约啊,说到底,只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在艾伦·坡虚晃一枪之后,依然故我。
  一座城市,如一个人,历经痛苦才能成熟,至少有一个像波德莱尔这样的家伙,狠狠折磨它一番。
  而我喜爱的北京却是太成熟,成熟得快要腐烂了;太幼稚,幼稚得仿佛尚未成形。无数骑在驴子上的人和坐在轿子里的人走过,姓李,姓王,或姓张。
  
  在林肯中心附近
  
  庞诺书店四楼的咖啡座挤满了人,由于光线偏暗,加上在冬天,窗户紧闭,咖啡的热气造成烟雾蒙蒙的景象,仿佛艾略特诗中下等旅馆的门厅,或波德莱尔流连的夜总会。总之这不是我需要的地方,如果我抱着一叠书穿过几十位女人斜伸的腿和几十位男人后仰的脊背,透过窗户俯瞰的风景,正像我满怀希望的书一样,断不能使我即刻清醒,或持久地,直到深夜,留下玄想的回味。打开一本书如打开一扇门,真相不会永远符合期待,尽管打开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其实,在长期的对预先安排的厌倦之后,失望往往成为最好的报偿,以致失望和惊喜逐渐等同。
  相比之下,以价格昂贵出名的塔楼唱片店,它的古典音乐部历来清静。播放的曲子很有分寸,就连平时一向喧嚣的铜管也像得到抚慰的孩子一般柔和,甚至发出弦乐似的细碎的丝绸之声。大书店和音像制品店,只有古典音乐部毫无例外地另设单独的空间,可以关上门,让乐声充满。已经倒闭的HMV气氛最好,弧形的沙发座多少有形成隐秘世界的意味,而且不言而喻,非常舒适。柜台故意设在最偏远的角落,营业员的眼光不离面前三尺。那是一个喜欢歌剧的人,他放的曲子我多未听过,此时初听,觉得真好。
  如果时间充足,天气又好,可以坐在街头喝杯咖啡。和我平时配松饼权充午餐的咖啡不同,这时的咖啡需要苦一些,滚烫一些。一杯咖啡凉透的时间,也是我们对眼前的风景感到索然无味的开始。无止尽的人流,类型有限,重复太多,偶发的事件则无从预知。
  林肯中心临街的台阶上坐了很多人,有手持本季节目单的游客,有刚刚在“全莫扎特音乐会”的大招贴前若有所思的年轻男女,有茫然的中年上班族,还有俨然此地之主人的推着超市购物车的流浪汉。
  在剩余的二十分钟或更短的时间里,我习惯坐在台阶上读唱片的说明书,但不能太投入。坐在这里也是一场音乐会,曲终人散,从不返场。过去的时代容易看得清楚,历史学家因此个个睿智而深刻。我呢,做梦都想听一场李赫特的独奏,听他弹弹贝多芬的热情,弹普罗科菲耶夫的战时奏鸣曲,弹巴托克。李赫特的“热情”是我听过的最热情的“热情”,第三乐章如饮烈酒,绝顶痛快。在李赫特最好的岁月,我还没有出生。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总是和自己向往的人物隔了时代。我们知道彼此能心心相印,但上苍不给我们机会。
  在地图上,林肯中心是个小站。我从地下钻出来,然后钻回地下,在等车的间隙,常常被呼啸而过的快车那使发烧友梦绕魂牵的钢铁节奏所震撼。说来也怪,我从没在别的车站听过如此凶猛的齐奏,即使是同样路线的列车。
  许多年前,是不是陪着母亲游逛的那一次,已经记不清了,我们走过林肯中心的时候,天色将晚,灯光开始照出喷泉的灿烂轮廓,背后剧场上圆下方的拱券里,透出橙色的乳质的柔光。晚饭前的行人在广场上踱步,依着栏杆交谈,早下班的居民已经让狗牵着遛弯儿了,婴儿躺在小推车里,仰望苍穹,看到第一颗星星的浮现。现实就在人一天奔跑后的疲倦中,在日和夜的交替中退隐了。我们在街边的长椅上休息,不想说话也不想再思考时,就由衷地把自己交给了梦——这些伴随着我们、从来不索求回报的影子。
  
  冷天的好咖啡
  
  今天,在常去的韩国店喝到了最好的咖啡。时有时无的玉米面松饼今天也有,而且是刚烤出来的。
  这样,就多坐了二十分钟,把布莱德伯里的《芬尼根》细读了一遍。
  外面风大,冷得像绝望之后的空洞情绪,除了冷,再无他物。
  可是有这么好的咖啡,苦味、温度都恰到好处,松饼的甜腻很容易接受。时间同样蓬松和温暖,鼓胀得软乎乎的,带一层棕色的惋惜神情的外壳,吞咽之前,回味再三。
  芬尼根是个神秘的怪物,一个巨型蜘蛛什么的,吞食一切生命。在三个孩子接连死亡,警探们戮力搜寻某个绑架者而一无所获时,业余侦探罗伯特爵士登场了。这位和善的乡绅喜欢收藏,收藏世界各地的门,其中也有来自中国的门——以食人兽为铺首的朱门、隐士的柴扉以及古代农人的荆扉,多刺,可以防止攀爬。
  罗伯特从案发现场异乎寻常的静寂中假定了芬尼根的存在。一片茂密的森林,不可能什么声音都没有:食肉和食草动物的声音、鸟类的声音、昆虫的声音。假如失踪的孩子的确被人谋害,罪犯需要花多少功夫才能把周边的一切动物全都捕杀一空。
  所以说,真正的寂静是不自然的,也是难以忍受的。这一点,伟大的艾伦·坡早已证明给我们看了。
  因此,不需要她们在远处轻声交谈,咖啡滴落的声音几不可闻,正说明声音无处不在,这是安宁的保证。
  罗伯特知道,没人相信怪物的存在,而他自己,单枪匹马,绝非怪物的对手。好在他老了,已经厌倦了,他知道生活中那些他制造出来的意义原本一片虚空,而他一直向往走进一扇门,进入他虚构的门后的故事。他下定决心,在故意被芬尼根吞下之前,痛饮满腹毒酒。
  从此他和芬尼根,一个厌倦的人和一个恶物,都从人世间消失了,森林重新充满声音。如果芬尼根只是他的臆想,他们同时消失再自然不过。
  有时候,纽约的惶急正如森林的寂静,也预兆着一个不知潜伏在何处的芬尼根。和罗伯特的处境不同的是,我们的搏斗没有见证者。
  在走向图书馆和巴士站的路上,我仍然想着罗伯特爵士。但在图书馆,我只借了两部电影,莫里斯·皮亚拉的《梵高》,我自己看,和刚上架的老电影《罗马假日》,给儿子看——到目前为止,他只喜欢喜剧和善恶有报的侦探故事。
  
  时报广场
  
  纽约的广场不是广场,正像羊角风不是风,熊猫不是猫,而天牛既不是天上的牛,也和牧童横骑之上的青牛毫无关系。纽约的广场,就是街的夹角,但又不是寻常的十字路口。名叫广场的这些街角,多是一条街斜着穿过另一条街形成的一个小小的三角地带。坐在出租车里从天安门广场飞驰而过,直奔首都机场,十几多个小时抵达肯尼迪机场的来客,如果日程紧迫,草草吃过便饭,赶在黄昏前踏上曼哈顿四十二街,他怎么找也找不到大名鼎鼎的时报广场。他站在百老汇、第七大道和四十二街的交汇之处,望着前方五彩闪烁的投影广告,神情茫然。等他定下心来,怯怯地拦住一个过路人询问,对方可能微微一笑,说,这里就是时报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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