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环球笔记６则
作者：梁利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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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普）
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9—10月号发表文章，题目是《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作者是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利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文章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不再像以前那样齐头并进，两者开始分道扬镳。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茁壮成长，而民主却脆弱无力，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具备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力，并取代了民主制订生活规则。文章摘要如下：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密切相关的两大思想支柱，它们能给全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自由。
普遍看法是，只要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其中之一蓬勃发展，另一个必然会紧随其后。然而如今它们的命运开始分道扬镳。资本主义在茁壮成长，民主却难以为继。从俄罗斯到墨西哥，许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只是名义上实行民主制。它们遇到了近年来也困扰着美国民主制的那些难题，致使各大公司和精英阶层倚仗迅猛发展的经济，削弱政府体察民情的能力。
当然，民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自由公正的选举。这种体制所要实现的是公民齐心协力推动公益。虽然自由市场给许多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却也带来了收入和财富分配日益不均、工作岗位没有保障和全球变暖等问题。民主的初衷是让公民以建设性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没有哪个民主国家有效地控制了资本主义的消极副作用。
资本主义的作用是做大经济蛋糕，仅此而已。虽然资本主义变得十分迎合人们作为个体消费者的需要，民主却在艰难地行使其基本职能，即：申述并捍卫公益、帮助社会实现增长与平等。在最佳状态下，民主能让公民集体讨论应如何切分蛋糕和决定哪些规则适用于私有财物、哪些适用于公共财物。如今这些任务逐渐被交给了市场。现在急需的是划分全球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界限——一面是经济游戏，另一面是如何为它制订规则。假如说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允许公司尽情参与到市场之中，那么民主的任务就是阻止由这些经济实体来制订我们的生活规则。
在美国，关于经济变化的讨论往往发生在两个极端的阵营之间：一派想让市场不受阻碍地主宰一切；另一派想保护就业岗位和维系社会的本来面貌。在争论中，消费者和投资者几乎总是获胜。
这并不局限于美国。欧洲最近的公司调整浪潮动摇了这个大陆致力于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一贯信念，这让欧洲人争论不休，焦点是他们是否主张在国内外社会代价日益上升的情况下谋求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私利。以汽车工业为例。2001年，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亏损严重，原因是欧洲的汽车买主抛弃该公司转向汽车售价较低的竞争对手，为此公司将全球员工裁减了2.6万人。如今，欧洲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状况越来越好，但工作没有保障和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就连为制止市场不公正现象而建立的社会民主国家也不例外。面对这种变化，欧洲的民主国家表现得麻木不仁，公民表达反抗情绪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大规模抵制和罢工。
在日本，许多公司废除终生聘用制、裁减员工和关闭亏损生产线。曾经以“全民皆中产阶级的社会”而自豪的日本开始暴露出明显的收入悬殊。跟世界上许多自由国家一样，日本的民主脆弱得无力应对自由市场酿成的诸多社会苦果。
民主国家的公民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然而我们逐渐把责任交给了私营部门———公司以及它们的游说队伍和公关专家。但它们本身并没有责任解决不平等问题或保护环境。我们忘了它们只保证盈利。
为什么资本主义取得成功而民主式微？民主日渐衰弱主要是因为各公司日益激烈地争夺全球消费者和投资者，于是把越来越多的钱用于游说、公关乃至贿赂和回扣，设法出台使它们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法律法规。结果形成一场争夺政治影响力的竞赛，它淹没了普通公民的声音。
公司逐渐制订它们自己的规则，同时被委以某种社会责任或道义。然而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消费者和投资者谋利，没有人授权公司主管人员在盈利的同时兼顾公益。民主的职责本应是代表公众划分这种界限。
说得明白一点吧：民主的目的是实现我们以个人之力所无法实现的目标。但假如公司利用政治来加强或维护它们的竞争地位，或者貌似肩负起它们实际上没有能力或权力去履行的社会责任，那么民主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那样一来，社会就无法兼顾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社会难题。
（高燕丽）
美国犹太游说集团
美国最大的图书销售网Amazon.com上，排名第二的是新近出版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该书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大牌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沃尔特。2006年3月两人在《伦敦书评》杂志上发表轰动一时的同名文章，是继前总统卡特的新书《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种族隔离》之后，美国主流学术界权威首次公开批评指责美国犹太游说集团。
这部新著以大量实例和分析，指出美国外交政策受到犹太游说集团的影响和控制，因而常常损害美国自身利益。这对以色列实际利益的打击，不亚于卡特总统从道德角度的批判。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两位教授最初的文章，原先是美国百年老刊《大西洋月刊》的特约稿。但是在犹太势力的打压之下，《大西洋月刊》竟然毁约不予刊登，其它美国刊物也纷纷敬谢不敏，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最后只得到英国的《伦敦书评》杂志上发表。
文章发表后，事情继续发生。美国蒙大拿大学历史系主任邀请沃尔特去发表演讲，却遭到校内外犹太人的一片讨伐，并且发起运动要撤销这位系主任的行政职务。
犹太势力还在当地传媒“声讨”沃尔特教授，将他比作三K党人和纳粹同情分子。
同年，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布朗大学的中东问题学者组织讨论会，邀请了沃尔特教授和其他“对以色列不友好”的学者，结果引起校内外犹太组织的全面抗议，甚至威胁要骚扰这一会议，迫使会议组织者雇用警察维持秩序。
犹太组织还发起公开信，呼吁各界人士和校友（显然主要针对犹太富翁）停止捐助布朗大学，成为利用金钱压力打击“对以色列不友好”的学术活动的例子。今年夏季，在犹太势力的压力之下，在芝加哥的美国最大天主教大学DePaul大学开革了一名著名的“反以色列”教授，成为美国学术界的重大新闻。9月14日，哈佛大学的一名黑人教授在校刊上撰文，也列举了犹太势力在哈佛大学有效地压制“反以色列”意见的种种手段。
这些事例显示犹太集团在学术和文化界的人力资源，是其封锁美国社会上层“反以色列”和“反犹”言论、从而维持犹太势力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重要层次，其作用决不亚于美国政治选举中的金钱。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新著成为畅销书，说明亲以色列犹太势力对学术文化界的钳制开始出现漏洞。
另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内部也具有可贵的左翼自由主义传统。新近的“反以色列”舆论不少来自美国犹太人自身，被DePaul大学开革的“反以色列”教授本人就是死于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后代。可以预料有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会开始触摸犹太游说集团的“老虎屁股”。
最后提一下，犹太势力渗透美国“上层建筑”，始于1930年代前后犹太人逐渐“征服”常春藤盟校。这一先例值得正在成为常春藤盟校最显目少数族裔的华人后代借鉴。
（于时语）
经济增长可以扶贫吗？
学者许宝强日前在《明报》撰文，质疑在香港有一种流行但未经验证的说法，是指经济增长会自然令低收入工人得益，从而舒缓甚至解决贫穷问题；而要令经济快速增长，政府的干预需愈少愈好。循这思路，订定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和公平竞争法等措施，不仅没有必要，更有可能令低收入阶层受害。然而，这种绝对放任主义的说法，真的可以令低收入工人受惠，解决贫穷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