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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笔记６则
作者：梁利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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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巨变
德国社会学家、因《风险社会》一书具广泛影响的乌尔利希·贝克日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称：首次中国之行令我感慨万千，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从日常琐事，直至我的社会学说都有必要进行修正。中国将国家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有机组合或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组合模式。它比欧洲，乃至世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推测要稳定得多。
贝克认为：中国社会处在巨变之中，尤其在个人生活领域，某些传统观念正在逐渐消失。人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在许多方面，中国人已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在经济和个人生活领域都是一样，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现象视为一种近乎于反常的现象。中国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开放，国家权力机构以及经济组织的并存和运作方式令西方人感到陌生。但这种结构似乎比我们想象得要稳定得多。我们原以为，中国私人领域解放的火花会波及公共领域，但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必要。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生活的自由与解放都有其自我发展空间，也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化的组合模式。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在西方和世界人眼中，中国是一个全球活动家，在世界市场上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中国因其较低的工资水平、高效率，以及生产优质产品的能力对多方形成竞争，但中国人则视自己为全球化的牺牲者。中国人认为自己陷于被动和不利局面，被排斥在世界重大决策之外，尚不能完全融入相关的国际组织。在中国社会，民族意识很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特点。中国人尚没有对自己的崛起对他人产生的影响进行更多的思考。这就导致中国人远远没有意识到西方和世界眼中的自己。
关于“风险社会”的观点，贝克也做了阐述，他说：1980年代我就意识到，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在于研究社会的变化，但当时的社会学将自己封闭在现代社会的某一发展阶段之中，这是非常荒唐的。所以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社会现代化进程上，试图重新定义各个机构。于是我开始注意到环保问题。环境遭破坏并非是现代进程失败的产物，而恰恰是这一进程取得成功所带来的后果。在工业化进程中，大自然遭到破坏。我认为，这些副作用尚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所以我想到撰写《风险社会》一书。所谓风险社会即意味着：伴随现代化进程产生的负面影响已对社会基石构成威胁，它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取得成功的阶段。
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全球化是一个背景议题。我至今还记得，当我于1980年代初提到全球化一词时，内心充满着歉疚，因为我是最早使用全球化一词学者中的一位。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就是一例，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超出了事发国家的边界。如今，全球化议题在报纸上随处可见。但有一点值得一提：德文的风险（Risiko）与灾难(Katastrophe)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风险是人们预知的不幸事件，而灾难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在预知灾难方面，大众媒体和科学工作者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唯有如此，才能让人们意识到风险的存在。而预知风险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媒介。重要的是人们要采取行动，而且是跨国界的行动，这样一来才能阻止风险的发生。比如目前对气候变暖的讨论等。所有受到影响的个人和集体都应联合起来，寻找解决方案。
（梁利文）
重新审视中国
日本著名汉学家沟口雄三教授日前接受《文汇报》采访时说：中国的近代既不是超越欧洲的，也并不落后于欧洲，它从开始就历史性地走了一条与欧洲和日本都不相同的独特道路。
沟口雄三说：我提出了以十六至十七世纪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立足点的看法。因为，十六至十七世纪，在中国发生了大的历史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其后不久，为中国带来了辛亥革命。但是，我所说的变化，不是侯外庐先生曾提出过的、早期启蒙思想等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之类西洋型的近代化变动。我所说的变动，是指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乡里公论”，即“地方的公事地方办”的所谓民间主导的“乡治空间”的成立、成长过程所显示的东西。
这个过程，一再被用“地方自治”的词汇说明，但是我不使用这个词汇，而使用“乡治”这一词汇，因为“地方自治”这样的词汇充满西洋风味，我想避开。在西方，如果说到“地方自治”，包含有民间的通行自由等城市市民的政治自由，指的是作为权利被获得的东西。而“乡治空间”，是绅、民交错的空间，其由来也不是权利的获得，而是来自于以相互扶助为主轴的、道德性的公共活动。这种活动，产生于十六至十七世纪，即明末，最初是作为救济饥民、弃儿，抚养老人、病人等个人的善行开始的。到了清代，扩大到修路、架桥、疏浚运河等公共事业，活动范围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这样的民间公共活动，是中国的特殊的东西。其后，经过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变动，达到了蓄积武装力量(团练)的程度，势力增强。“乡治空间”蓄积的力量，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契机，支撑起了“为了地方的军队”(即湘军等)，以后发展为军事上的“省的力量”。不久，带来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特点有三：(1)终止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2)各省各自发扬“省的力量”，形成独立状态；(3)中央集权制崩坏，国内陷入分裂割据状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白，辛亥革命走的是分权化的道路。中国的这种分权化道路，与当时欧洲和日本所经历的“由分权到集权”的道路是不同的。但是，欧洲与日本等国的历史学家，把“由分权到集权”的道路，视为普遍的近代化道路，而认为“从集权到分权”的中国辛亥革命则是落后的。
沟口雄三指出：其实，上述中国与欧洲和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的区别，显示的是近代化过程与结构的区别，不应被理解为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当然，两者间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脉络的区别是必须注意的。欧洲与日本，在近代以前实行的是封建领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封建领地的划分使通行不自由，还有不平等的世袭身份制。因此，其近代革命主张废止领地制，主张四民(士农工商)平等，由此产生了自由与权利等主张。而在中国，从宋代开始，便没有世袭的士农工商的身份差别，形成了以实力为本位的社会，通行与商业是自由的。因此，也就没有类似欧洲与日本那样的争取自由与权利的斗争。
如果我们着眼于以上历史脉络的区别，就可以明白，以欧洲基准，即按照欧洲的历史脉络制定的标准，来观察中国历史，是多么的没有意义。那么，应该以怎样的标准观察中国历史呢？简单地说，应该以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与欧洲不同为前提，以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结构为标准，观察中国的历史。例如，从探索中国历史中为争取自由和权利的斗争，进一步探索善堂、善会等，探索实行公共事业的集团与商业网络组织的行会，探索作为自卫组织的保甲组织和团练组织，探索作为由血缘联系的相互扶助组织的宗族制度，探索充实“乡治空间”的各组织的历史足迹。
在这里，我有一句话要说，那就是我不希望将我的工作简单化为“与西洋对抗”的东西，要感觉到中国历史的脉动，必须与封闭的“文化本质主义”诀别。但是，在“普遍化”的名义下，将中国的历史嵌入出自欧美的框架，也是我反对的。说到今天我们以怎样的框架观察中国，就会直面思维方法上的问题。历史分析，不能成为原封不动地解释现实的工具，但是思考历史的思维方法，是会影响到面向现实的应有的思考的。
现今，亚洲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脱离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混乱时期，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发挥其本来拥有的潜在力量。但是，这种潜在力量的应有状态(完全不是就理想而言)，恐怕包括中国人在内，我们的基本认识都是不完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