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硬果核
作者：周晓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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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友应该是社会概念中典型的“幸福女人”，姿容漂亮、职场顺利、家庭稳定且财富丰裕。一切都建立在均衡美学上，她并未刻意营造和渲染，所以格外感恩于天赐，似乎毫无破绽，可还是存留遗憾。女友自觉丧失了宝贵的创作激情，虽然她的表达依旧流畅自如，但早年的冷峻峭拔、强烈的穿透力和席卷能量，都无可奈何地流失。并且她明白，这几乎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料定她的文字将和生活融会，逐渐和缓安详——换言之，她将变得平庸。女友从不张狂，她说自己的愿望多少有些贪婪，毕竟占尽便宜，她再幻想一枝永不枯竭的笔几乎就是苛索无度。但写作对她那么重要，难道幸福的瓦解作用，正使写作变成仅仅是曾经重要的事吗？
我一向缺乏对物质的定力，只有在经济基础保障下才能动笔从容。但同时，我非常理解女友的处境，虽然没有她那样全面的好运，但命运待我不薄，让我找不出什么理由抱怨。我到达了风平浪静的中游，日益远离童年的纯真与不安——那里，窖藏着艺术创作的某种原始生命力。我隐隐焦虑，感觉原来清澈、直接、饱满的表达受到影响，它不再喷薄而出，甚至毅力参与下我才能艰难分泌出一点有限的产量。那么，写作不再是我的内心需要，它已然沦为谋生的小把戏了吗？我当然知道，每个作家都必须独自面临困境，写作意味着终其一生的自我挑战，障碍和荆棘是道路上的寻常物；可我仍心有不甘，什么致命的变化，不仅使前行受阻，还动摇了我们的引擎和持续运转的轮轴？
回想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光，我之所以写作，能归纳为从孤独到虚荣的各种原因。其实原因并不重要，如同无论什么理由领取的结婚证至少都能获取法律意义的平等。我喜欢这种需要闭门研习和领悟的技艺，这种在寂静中提升的功力，沉浸中的写作者可以因此无视岁月的大雪正在积压。的确，写作提供秘密的保障，它不像体育或舞蹈那样存在着显然的职业寿限，对真正意义的作家来说，什么都不是威胁，疾病、衰老、灾难能转换为重要且必要的财富，所谓打击也许只是手段暴烈的赐福。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呢？所以，我选择并信赖写作，以近乎曲折的方式为自己寻求心理安全感，增加对不幸的承受能力。
让人难以预料的是，或许毫无征兆，一个作家转瞬就被推入创作低谷，彻底摧毁了信心。他无法寻求援救，瞬间剥夺一切，他还不如运动员或舞蹈家那样幸运地有个抛物线般的下降过程以供心理缓冲和适应。无论创造力曾经怎样如旺盛的情欲难以控制，曾经怎样如内心的野兽充满蛮力，一个轻巧的外因，甚至连外因都不需要，残酷的讽刺业已发生——写作者茫然面对大脑和纸页上的空白，无计可施。当你今天还文思泉涌，骤变可能发生在明天的任何一个时刻。我并未蓄意将创作行为神秘化，周围的江郎不胜枚举。如果把写作能力喻为蹿来蹿去的活泼兔子，年轻时候的我们勇于去做捕猎农夫，后来呢，宿命了，认定挣扎也是枉然，索性变成被动的守株，冀望于自己的树干长得粗壮些，便于增加兔子的撞击率。
作家遭遇中年危机是今天中国文坛的普遍现象。多少名家久无新作，靠着声誉产生的利息来维护自己的江湖地位；有些即使还笔耕不辍，效果却乏善可陈，相当于晨练健身操，并无什么观赏价值和力量震撼，他们不过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胳膊腿儿还能动弹。多少新锐力量，程咬金般气势如虹地发力前三斧，就因为耗尽储量不得不戛然而止；有些刚才还利用青春期叫卖的孩子，转眼就面临创作上的更年期。不得不承认，我们集体患上了早衰症。
各种各样的座谈与研讨，试图为浮躁的文坛寻找病因和药方。有人说，位于转型期环境，生活节奏变化快，来不得观察和沉淀。有人说，禁区太多不敢放开手脚，久而久之，写作者视野狭窄、画地为牢。有人说，评价标准的混乱和不公正，使好作家的才华得不到充分的释放和关注，减弱了他们的热情。有人说，作家过得太安逸了，逐渐远离弱势群体和苦难，丧失了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沦落为技术主义者。有人说，由于稿费低廉使作家成为实际上的穷人，他们难以获得应有的社会尊重，所以放弃纯文学，转而从事影视编剧等更高收入的行当，慢慢地，也就荒废了武功。说的似乎都对，但无一例外，指责所针对的，都是外界环境没有给作家提供良好的写作氛围。为什么会如此矛盾——作家太富有，所以不能写；作家太穷困，所以不能写？大概，把责任全部推卸给外在条件，我们有了这看似堂皇的借口，我们自身的懦弱就很容易回避掉，无论是被他人还是被自己。
到底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才是写作的乐园？我们需要降生于哪个恰切的时代，文学才能找到扎实稳妥的基座，风雨不侵？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每每听到人文学者频繁而愤慨的警世呼吁：“这是恶劣的环境，这是崩溃的时代，这是迫在眉睫需要被拯救的世界……”但情况并未好转，反而愈加恶化，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在先知们急切的声声吁请中减缓它堕落中的加速度。我们不得不伴听着带有刺耳金属噪音的钟摆消磨日夜。那么，如何为手中的笔找到肥沃土壤？是不是，伊甸园只是虚拟之中，理想的植根途径势必艰难……因为任何一种现实都不适宜盆栽理想，因为，理想永远都是错位的激情，不肯臣服现实的信仰？
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批判精神和反省能力正在受到损伤。不是说他们丧失了基础的判断能力，不，资讯时代的全球性资源共享和信息的反馈效应，使他们比过去拥有更灵敏的顺风耳和千里眼，在更强技术武器的支持下，他们更高瞻远瞩、放眼天下。一切看似有力，但他们的批评里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领域，而这种忽略是致命的，它使高屋建瓴的思想体系建立在非常脆弱的支点上。那就是，他们往往忽略了对自身的批判。文化优势造成的心理幻觉，使他们犯了低幼级的错误：他们以为自己是高级医生所以不会得病。给予自己某种天然豁免权，他们这么做不仅仅是使批评领域存在巨大盲区，更严重的，由此暴露出许多知识分子的危险倾向：把一切推咎于他者的责任，而自己无需担当。或许，他们认为语言和态度已经是担当了，不必再付出行动上的实际成本。每当听到作家们铿锵有力地追究今天的社会环境给写作带来的严重伤害，我在他们漂亮的修辞中总是颇感迟疑和怀疑：最大的障碍和挫折难道不是来源于写作者自身吗？当然，作家列举的种种社会现状都是考验，但之所以被视为考验和摧毁，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太容易屈服。甚至军队未到，仅仅看到远处的敌旗，我们就已不战而降。
是的，我坚持认为最严峻的问题不在于外部，就发生于作家的内心。意大利左派作家契撒雷·帕维瑟作过如下表述：“你没了内在的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你的内在生活是客观的，就是你的工作（校样、书信、章节、演讲）。这太可怕了。你不再犹豫，不再害怕，不再惊讶。你正在变得冷酷。”
昆虫经过数次蜕变才能最终羽化，写作者也要经历不断的成长期，必须通过转折里包含的考验，才能抵达峰值，拥有高度之上的翅膀。青春阶段，恨不得谁都能成为诗人——壮志和无可名状的愤怒支撑着少年，他对服从、周旋、投靠等等谋生伎俩极度不屑。那是进入程序化的社会系统之前本能和心灵所进行的普遍反抗，对多数人来说，那也象征着最后一次的反抗。从此之后，许多人逐渐消耗自己的元气，直到不知不觉中，被锻造成一个模具下的标准件，为世界的机械化运行发挥着小小功效。当人成为了这样一个零件，为了保住他的空缺，为了更牢地嵌入他的位置不被甩离，他不敢轻易调整自己的尺寸，换句话说，他放弃了成长。所谓的保护壳也禁锢了他，仿佛一只死在茧里的蛹。虽然专业分子善于伪饰，但从更深的层面讲，做人的方式就是作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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