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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的守望者
作者：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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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古代，对于环境也并非都是破坏，没有丝毫建设。秦代蒙恬北逐匈奴以后，不仅修长城，建直道，也在榆林一带栽种了大量的榆树，因此才有后来这个城市的得名。但是他栽树并非为了保护生态，而是为了防御匈奴人迅捷的骑兵，通过栽种大量榆树，迫使他们的骑兵行进速度大大降低。对于匈奴人来说，一马平川的地带或者开阔的草原才是他们最好的战场。蒙恬的榆树后来被砍伐了多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我想当年榆树的确对生态起到了一些作用。直到汉代，以榆林为中心的所谓上郡，就是陕北和伊克昭盟一带，据史书记载，它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羊衔尾，群羊塞道”的“卧马之地”。
但就是这样一个“畜牧为天下饶”的上好之地，自赫连勃勃大夏国灭亡（431年）之后不到四百年时间就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据史料载，“唐长庆二年（822年）十月夏州大风，堆沙高及城堞”。夏州就是统万城。这是有关这个还没有命名的毛乌素沙漠的风沙的最早记载，也就是说，不到四百年时间，毛乌素沙漠核心部分不仅已经形成，而且沙祸已经触目惊心。我们实在想象不到，四百年间各种短命的王朝究竟在这一带地区搞了什么样的破坏，也想象不到整个气候条件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到了宋代，宋太宗决定毁掉统万城的时候，它已经“深在沙漠”之中了。我以为统万城以北的一片土地是毛乌素沙漠最早的发源地，后来它就慢慢地向四周蔓延，估计到了明代已经到了势不可挡的地步。尤其是明末，连续几年严酷的干旱和其它灾荒使这一片曾经美丽的土地雪上加霜，斑驳败落了。大概到了那个时候，榆林城周边也开始了可怕的沙化，直到后来变为“驼城”。最早记载榆林城沙尘暴的大概是光绪年间的李云生，他是受朝廷委派到榆林办理事务的官员，他在城内住了烦心的六天，感慨良多，在《榆塞纪行录》里面写道：“大风夜雨，风沙满城，几案寸积，池台庭院皆沙也……”
他是一个朝廷命官，可以几案作为参照写风沙之烈。小时候，我所住的土窑洞没有几案，风沙过后，土炕、灶台、柜子和所有的锅碗瓢盆都“寸积”了沙土。土炕上铺的是几条毛毡和几条沙毡，沙土进入毡子蓬松的缝隙里，就像刺扎入人的手中，用笤帚难以清除，每过一段时间要在院子里搭一根长木杆，把毡搭在木杆上取柳木棍子敲打，所以榆林的毡不是铺烂的，都是这样敲烂的。当时代稍稍进步了一点以后，毡上就铺了一块硕大的油布，布的表面是用油漆油过的，沙土终于只能“寸积”于油布表面，而毡的寿命得以延长。油布上的沙土又便于幼时的我用指头来练字。风沙大时，出门望天，天空会变成黑色或棕红色，使人心生奇异的想象和莫名的恐惧，那和《西游记》中妖怪来临之前的景物描写极为相似，所以我总疑心吴承恩也在榆林有过一段游历。
去年春天，我带着八位朋友到榆林和伊克昭盟的几个地方走了一圈，我突然感到自己多年在外，已经不能适应毛乌素的气候条件了，在连续的沙尘天气中，虽然没有像他们一样干燥到流鼻血的程度，但和朋友们一样，嘴唇也爆裂了。朋友们说，人在这里也都变成了沙漠，因为干燥到了极致，喝多少水都无济于事。我恍惚间想，难道这一带几十年声势浩大的治沙造林居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当我们在伊金霍洛旗游走，受到了裹挟着红色沙子的八级以上狂风的劲吹时，这个念头就越来越明晰了。在陕蒙交界处的中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红碱淖，一位牵骆驼的黑脸汉子说，红碱淖的水位一年一年在下降，以前的水位线就是我们骑骆驼走着的这片沙地。我实在是惊讶不已。红碱淖怒涛翻滚，难以下船，岸边的沙海也在翻滚，难以立足，黑头白身子的遗鸥急速掠过水面，凄厉地鸣叫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遗鸥栖息地还能保存多久呢？
过了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说，内蒙古沙化面积正在迅速扩大，包括毛乌素沙漠在内的几大沙漠现在几乎快要连为一体了，如果真的连为一体，那么治沙造林想要取得成绩恐怕就不是几十年，甚至也不是几百年的工夫了！
问题到底出在了什么地方？那些常年待在毛乌素沙漠中的沙尘暴研究专家们，他们的精神当然可嘉，但是他们能否顺带研究一下科学以外的事情呢？比如政策问题。以前的全民植树固然豪情参天，气壮山河，但是这种粗放式的经营最终走向了末路，而且耽误了宝贵的也许是最佳的固沙时间，使那些奉献热情和汗水的人们空留浩叹！后来终于分片承包，像务庄稼一样地务苗子，而且有了激励的机制，规定几年之后苗子成树后可以买卖。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可惜这个决定来得太迟了。而且问题还没有那么简单，看起来开明的承诺到了农民那里居然又成了一纸空文——你改造了荒沙地，你的功劳极大，值得表彰，但是有一点，成材的树木你不能卖，否则你就是违法！治沙英雄石光银在接受中央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倾家荡产种树苗，斗荒沙，一来想改变环境，二来想挣钱养家糊口，发家致富过好日子，但是现在政策改变了，自己因为成材林木无法出售，成了债台高筑的冤大头！如果说政策之朝令夕改有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农民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农民的损失由谁来补偿？一个只希望回报，不愿意付出的政策是明显值得怀疑的。另外，有关退耕还林的政策应当说是有远见的，但是谁来保证没有土地耕种的农民能够按时足量地拿到自己应有的补贴呢？我就听说一些农民因为没有补贴无法生存而重新砍掉了树苗，改种了粮食！这种极端的例子虽然不多，但它是一个严重的信号。
人性的贪婪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人们致富的需求远远超过土地的负荷的时候，土地最终会反过头来报复人，不仅让你的愿望达不到满足，还要让你走向愿望的反面。但是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支配下，人只要当下的需求，既不在乎将来，更不在乎来世——如果有来世的话。生活在榆林的一位老者对我说，他的两个儿子都是鄂克托旗的牧民，他们拥有大面积的草场，每人每年都要放牧好几百头绵羊，还不算牛和马，所以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优裕。当地对于每一百亩草场放牧的牲畜头数本来是有规定的，但是他的儿子们和其他牧民一样，都超出了规定的放牧数量。现在随着羊肉肉价的上涨，多养一头羊能挣不少钱。如果所有的牧民都这么做，他们是富有了，但是迟早整个鄂克托旗都会变穷的。
我常常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毛乌素沙漠区域内残留的草原能够慢慢地扩张，并且张开巨大的口，把沙漠一口一口地吃到草原的肚子里。但是我每次走到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都要得到新一轮的失望。在我的印象中，榆林城以北的北草地河流纵横，海子遍布，风景宜人。但是河流和海子一年一年被无尽的沙漠吞食到肚子里了，现在所剩已经极少。
我的梦想在父亲那里得到了接续。就在父亲临退休的前一年，他在榆林小纪汗乡买了一片荒沙地，同时租了几片当地农民的沙地，开始了他的育苗造林生涯。我明白，父亲是为他的后半生找到一条全新的路，只是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这条路有多么艰辛险阻。也许算一个好新闻吧，一位老作家，一个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一头扎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而且几十年前他就写过一本陕北人植树造林的书，现在他自己从象牙塔中走出来，也和书中的人物走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但是我希望这不是新闻，如果人人都抱有一份绿色的希望，如果自发的个人行为的植树造林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或许毛乌素有一天真的会改变颜色。
父亲的林地在昌汗界村，昌汗界的蒙语意思有点怪，是指“白头老汉”。这个村庄就像是一个躺卧在毛乌素沙漠里的满头银发、胡须雪白的孤独老人。现在它不会寂寞了，甚至就要获得新生了，因为它等来了另一个白头老汉——我的父亲，而且这个老头长着的是一颗年轻的蓬勃的心。父亲七年前从东北移栽的樟子松和侧柏现在长成身杆高大体型魁梧的东北小伙子了。父亲像照料孙子一样照料着成片成片的苗木，得到一种慰藉，他自做打油诗一首：“天当被子地当床，大树为我遮荫凉。百灵鸟儿来歌唱，老汉心里好舒爽！”百灵鸟的确是由这些苗木招来的，以前这里只有杨树和柳树，只能招来麻雀、喜鹊和乌鸦，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此时便有了印证。后来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他的树苗品种有几十种了。松树除过樟子松外，还有杜松和华山松，柏树除了侧柏以外，还有沙地柏、翠柏、千头柏，柳树有了新的品种，那是樟河柳、西湖柳和金丝柳。这片土地上前所未闻的树种开始出现在父亲的林地了，它们都来自美、俄、日、法、德等世界各地，比如五叶地锦、大叶白蜡、红花槐、庞黄果、凤香果、南蛇藤、蒙古莸、小叶女贞、细叶小檗、醋栗……当地国有林场的一个专家朋友来到父亲的林地，他兴奋地转来转去，张大了嘴，就是叫不出这些古怪的树种的名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