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毛乌素的守望者
作者:陈 曦
字体: 【大 中 小】
七年来,随着老树的移栽和新树的引进,父亲的林地滚雪球一般扩大,现在大概是榆林规模最大的民办苗圃了。他相继投资了几十万元,现在却成为一穷二白的“总经理”,因为苗子固然长势良好,成活率奇高,但是他只有一腔热血,却没有经营的头脑,苗子一棵棵长得妖娆美丽,但是却像嫁不出去的姑娘一样找不到市场。偶尔向内蒙、山西、宁夏销售一点,但是价钱低,数量少,别说收回投资成本,就是正常的开支和维持都捉襟见肘。有一次母亲兴奋地在电话里告诉我,榆林准备新修国际机场,可能要父亲的树苗,我当然很高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说,人家要是要了,但是只要了十八棵,是为了搞开工典礼。十八棵树不仅没有好意思收人家的钱,自己还贴钱雇佣了拖拉机把苗子拉到现场。苗子的所谓经济效益大抵如此,全家人也不指望苗子挣钱,只希望父亲能在老年有所寄托,将来最好能慢慢收回本钱。
人类眼光的狭小有时候是多么的可笑,然而最可笑的不是狭小本身,而是以狭小为博大深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小聪明主要表现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虽然永远在繁忙,看起来大有作为,其实是顾此失彼,丢了西瓜,抓了芝麻。后来,我看到一个内蒙古多伦植树造林的报道,无论是被采访对象还是记者本人都高度评价了这个地方的造林的重要意义:那就是能给北京营造一片蓝天,更具体地说,是为了给北京2008年奥运会创造一个美好的自然环境。原因是多伦离北京很近,多伦的植被丰富了,北部的风沙就会被挡住,不至于吹到北京。我想抱以这种浅薄的政治观念的人不在少数。作为中国首善之区的北京似乎有充足的理由享受蓝天白云,享受清新的空气,只要保住了北京,就是在外国人眼里保住了中国的面子,正如只要把脸洗干净了,身体其它部位无论多脏也都可以满不在乎的。时间也很紧迫——从2006年到2008年,像极了“大干多少天,力争以……作为……的献礼”的生产任务,它以临时性的政治需要为旨归,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价值。但是这种可笑的、类似于打自家院墙的办法,不仅不能起到作用,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极大地挫伤边远地区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况且即使多伦花香草绿了,但是北京北方的其他地方仍然极度开发,仍然在无止境地沙化,北京的天如何能得以晴朗?
为了某个地区,甚至为了某个活动搞环境的保护,在形式主义的中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大行其道。这样,三北防护林带如果见了成效,那么南方可能就要遭殃了,黄河清了,长江就要浑了——事实上现在已经浑了,所以这不是杞人忧天。在北方的一个城市,我见到一对打工的民工夫妇,他们是湖北山里人,他们之所以出来打工,是因为山里的树木都被采伐光了,他们无以为生,只好另谋生路。我想,如果湖北地处北京的北部,或者打工夫妇生活的山村就是多伦,那么树木绝对不会那么轻易地被砍伐!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
整体主义的哲学观念大概现在外国人在环境方面运用得远胜于中国人,所以就有日本人在中国植树造林,就有美国、法国、瑞典的环境专家不远万里来到毛乌素所覆盖的荒凉的土地,进行考察和研究,费尽心机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不是吃饱了撑的,他们认为地球是一个整体,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东京、华盛顿、巴黎、斯德哥尔摩的问题解决了,不等于日本、美国、法国、瑞典的问题解决了,同样,这些国家的问题解决了,不等于地球的问题解决了。所以日本的一位专家了解了毛乌素的情况之后,为这里绿化工作者的坚韧精神所打动,由衷地赞叹道:倾心尽力,恩泽地球!
但是这种赞叹还是过于乐观了。我虽然不愿放弃希望,而且甚至于矢志不渝,但是这种希望中总有战战兢兢的成分。我每每在父亲的林地里,在一望无际的毛乌素沙漠里漫步的时候,总有这样的担忧:如果有一天毛乌素沙漠全部变成了绿洲,那么中国的其他地方会不会又出现另外几个毛乌素呢?
陈曦,记者,现居西安。主要著作有散文集《拉撒的权利》、《着装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