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步行街：城市空间的性别魅影
作者：张 念
字体： 【大 中 小】
人与空间的原始关系，在今天被消费挟持。女人与空间的故事变得乏味，从资本的阳具形象到消费的幽灵形象，过剩商品制造的幻觉瘟疫，不再关心本能、交流与空间的主体性，制造欲望比欲望本身更加重要。但这有关性别以及欲望的外科手术带来的后遗症就是，空间越繁殖，流离失所的感觉就越浓厚。
新空间，新尺度
一、母性尺度
以高度为准则耸立起来的现代城市，正在受到批判。高度崇拜是工业主义时期，人的自大与傲慢极度膨胀的表现。高度同时代表着新兴资本主义的胜利，王权旁落，资本的时代来临了。资本帝国企图站在世界的制高点上，欢庆他们的成功。高层建筑是权杖的喻体，高度以刺向天空的姿态，秉持并传达着征服的野心。在一定的高度，人类自己创造的新偶像——资本，正俯视着人类难以预测的未来。
近代以来，公平交易与契约原则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了新的权力。新权力最为醒目的形象代言人不是托拉斯垄断集团，而是城市的高层建筑。高层建筑所遵循的权力语法就是：自我挑战与自我征服，经由人文主义理想的精心装扮，完成其资本运作与扩张的神圣目的。这是男权中心主义世界观，从王权古城到高层建筑的延续。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建筑将这样的世界观，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直到“9·11”事件发生，神话才宣告结束。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就预言：尽管双子塔比其他大楼都高，但却意味着垂直的终结。
高度的进攻态势受到重创，高度在自身的复制与循环中结束了高度，这种征服、扩张与垄断的阳具逻辑，让竞争本身失效。受伤的城市正在寻找新的尺度，来修复重创。
在商业复兴逻辑中，应运而生的步行街，尽管被消费的迷雾所笼罩，这毕竟不同于高空作业。一种新的尺度，一种用肉身与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尺度，而且具备纵深的空间，正在受到人们的追捧。水泥丛林中，人们艰难地寻找可以栖息的地带，经由街道带动的街区理念，具备了宽厚的母性形象，从而取代以高度为中心的、富有权威感的、凛冽的父亲形象。
如果能够抛开功能主义的类型学划分，将母性尺度的包容、丰富、庞杂与自发性吸收进来，步行街就会孕育新的空间，去呼应空间的原始诉求，去呼应人性的诉求。
商业步行街的大面积复制是危险的，正如高层建筑的复制，复制的唯一结局就是过剩。这承载丰富与多元的空间，很容易堕入一次性消费的廉价模式中。步行街就是步行街，商业也好、旅游也好、饮食也好、仿古也好，人们来这里，躲避汽车、躲避繁忙、躲避竞争、躲避消费强迫症，但依然可以和商品相遇。步行街的商品一定也区别于大商场，步行街的商品应该朝向人的内心、记忆以及感动，让一座城市的居民与外地游人，本地人与本地人、外地人与外地人，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里相遇。这是所有人的空间，这是母性的空间，她不拒绝任何人，同时还能生长出新的心情，新的社群关系，新的购物体验。
二、身体尺度
1999年，中国第一条步行街在上海的南京路上诞生。在中国语境中，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还原，南京路就是一种恢复的努力。南京路步行街力图恢复老上海的气度，恢复市民社会的气息，恢复欲望，恢复身体尺度。
南京路始建于1851年，原名花园弄，俗称“十里洋场”，到二十世纪初期就已成长为东亚地区最繁华的商业大街。随后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历史剧目中，这条街一直是若隐若现的另类，她暗藏着身体欲望的机锋，与禁欲主义的计划经济意见不合，她能够选择的就是沉寂。二十世纪末，重建南京路，是这条街道身体记忆的复苏，她不属于消费经济学的范畴，是对时间的一次感应，所以第一条步行街的“一”表明，命运与街道相互叠加，街道亦如生命，有她的上下文。身体尺度不是一次粗暴的介入，不是人对街道的规划，而是街道规划着自身。
也许是步行街出示了某种小尺度的内涵，小尺度的精微与深邃，抛开工程学上的数字衡量，小尺度丈量着人心的风景，并能够找到恰当的比例，呈现这风景。迷信消费的方向上，人们看不到这样的尺度，身体的尺度具有自主性，这里暗下去，那里亮起来，需要的是洞察力，而不是制造城市地标与城市明星的盲目冲动。
在“窗口示范单位”的造城模式中，步行街像商品社会中女人的身体，被过度使用，身体成了配角。南京路步行街被所有的城市竞相模仿与复制，街道自身的结构、记忆以及个性被抹杀。展示商品的步行街本身，就是一件超级商品，或者利益交换的等价物，步行街可以交换政绩，交换GDP，交换建设的成果，正如对女人身体的色情想象，步行街的真实性被掩埋，被改造成了幻觉的残留物。
当身体成为可通约的货币时，身体的真实性就丧失了，空间的身体尺度被遗忘，空间被高度符号化，身体尺度的秉持变得无比艰难。人们只有通过身体的挂件以及装饰物来识别身体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步行街成为某种具有装饰效果的城市配饰，加入了“时尚产业”的滚滚大潮中。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本身，也是一件更加炫目的昂贵装饰品。现代化的内在结构性功能被表面化，国际化是内在虚空的托辞，与真实相关的参照物不复存在，装饰品或者赝品只能通过彼此模仿与复制，来完成对现代化的想象。
人们开始习惯谈论空间，好像空间是最容易对付的事情。空间似乎来无踪去无影，空间化的幻觉四处游荡。作为幻觉的替代物，空间的延伸产品包括开发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东部西部、东方西方，甚至男人和女人。空间能指耗尽了自身的语义资源，空间被规划挤满了，但空间依然是空的。因为身体尺度的匮乏，外在功能篡夺了空间的内涵，仿佛只要赋予空间某种使用价值，空间就应运而生了，这是后现代的空间神话，功能在先，而如何使用必须服从她。但空间实际上遵循的是交换价值，使用也是想象性的，这是后现代主义的空间宿命。
南京路步行街的宿命就是日益景观化，从“十里洋场”的身体表述，变成了旅游参观的功能性表述。身体同样也被景观化，身体的独特性与个人性受到景观的支配，法国文化学家居依·德波认为，景观则是一种由少数人操纵，多数人默默观看的表演。
三、差异尺度
为了弥补因身体尺度的不足，导致的标本化与景观化，空间的差异尺度意味着，多数人的表演应该引起重视。
西方社会正在兴起“反消费”潮流，人们试图恢复身体的记忆程序，人们不去现成的旅游步行街，不去商业步行街，而是结队跑到西部，想重新体验当时的英雄主义淘金热。但人们发现，景观已经先于人们到达了西部，一个原生态的当年的西部已经面目全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里太商业了。
人们流离失所，但同时又无处可逃。
在差异的关系之中来颠覆机械与刻板是徒劳的，差异有时候常常与商品共谋，差异之道也被商品所垄断，因为差异的表征被垄断了，空间与空间的划分区隔关系就是差异性的，人们是在功能层面体会差异的。但正如性别差异一样，差异原则最初的人类学界定，起源于乱伦禁忌。对偶制婚姻克服了人类的乱伦行为，在没有乱伦禁忌之前，是没有乱伦之说的，没有性别，同时也就没有差异。因为有了性别，才有了男人与女人的功能划分，但文化演进之后，功能差异往往被识读成差异本身。
差异原则作为症状，引发了一系列的差异产品。差异展现为不容置疑与不容争辩，对街道的功能性区分，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差异需求，而是在规定着人们的需求格式与份额，人们被动接受了有关差异的硬性安排。这样一来，差异尺度最初的原生态的丰富性、随机性与混杂性受到限制，差异被差异自身所扼杀。一座城市可以分成工作的地方、消费的地方、娱乐的地方、睡觉的地方，如今在中国城郊兴起的商品楼小区，被人们戏称为“睡眠之城”。
功能主义盗用了差异原则，使得街道与社区变得刻板与乏味，这是主题先行的现代化逻辑。在测绘图与设计图上，人被驱逐出境，人与空间的血肉关系，被塑造成宗族般的平面结构，好像只有在宗族平面，人才能被体现。没有男人，就不存在女人，但没有了女人，任何人都无法存在。母性尺度、身体尺度吸纳差异，同时让差异服从于人，而不是相反。但如今，颠倒无处不在，真相变成了瞬间的幻影，而幻影被人们体验为事实。
于是空间再次成为权力谈判的多发地带，后现代主义的感官之城，并不仅仅意味着克服均质化与标准化，让差异原则取代这一切。反而恰恰是差异的吊诡，让功能主义大行其道。警惕差异的误用才是关键，权力平衡是根本性的问题。权力集中是反差异的，多样化的权力元素应该得到认可与尊重，这正如当初人们建造巴别塔，因为上帝不愿意看到人的沟通与合作，于是让人们操持各种不同的语言，巴别塔就永远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之中了。
街道何尝不是一座躺下来的巴别塔，她以匍匐在地的高度，让人们重新聚在一起，可以说话，可以交流，可以协作。在没有机动车辆行进的步行街，步行的原始意象仿佛重返大地，建筑向两边退让，让出了阳光、空气和水，街道再也不用臣服在建筑的阴影中，街道不是建筑客气谦让的表现，街道不是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缝隙与副产品，街道有了自身的主人位置。
步行街带给人们对新空间想象的可能，步行街是可对话的，可参与的，可书写的，朝向任何人、任何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在这路上写下属于自己的生命词条。
一座百科全书式的城市，写在了人们的期待之中。一条维基风格的街道，一座维基风格的城市是怎么样的呢？维基百科式的城市，她应该是自发的、即时的、没有界限，没有中心，大家共同来书写城市，而不是被城市所塑造。
张念，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不咬人的女权主义》、《持不同性见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