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症候与投射
作者：宁 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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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似乎一直有些问题没得到回答：既然前面说到“症候是作家不自知的，是无意识表现，是没察觉到的”——那么，作家怎么能够去“认识、培育、发展和丰富”症候呢？或者“又如何在成长阶段的阅读中去‘积累’，并在以后的创作中‘投射’”呢？是的，这是问题，当蓝先生富有启发性地向我提出这一系列问题，我发现我对蓝先生的书大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误读”。很显然，我对症候的理解已超出了蓝先生“无意识症候”的范畴，或者我认为“无意识”并非完全不可知？
这需要艰难而有趣的思考。我想同蓝先生探讨的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是否存在着通道或难以界定的区间？那些可感而不可知的东西是什么？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什么？还有“情结”是什么？它们属于意识还是无意识范畴？它们在写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它们算不算是作家的“症候”？就拿被广泛使用的“情结”来说，在我看来它就处在意识与无意识的“区间”地带。某些情况，一个写作者自身的某些“情结”是可以被意识到的，至少通过精神分析和内省可以认识，但它在生活中或作品的表现上，又经常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表现往往在深层上决定着一部作品的成败，甚至一个作家的成败——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区分，即作家在写作中有无意识的表现，是不可被认识或察知的（或许也不尽然，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基本就是针对无意识的写作），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家在作品之外省察自己的时候去探求自己的无意识区域。比如探求自己的内心到底有哪些“情结”，甚或核心的“情结”，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到底是什么？那些困扰、疑难究竟是什么？某种意义上，写作就是探求自己的内心（包括内心症候）的一种活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卡夫卡。
卡夫卡一生为父亲的专横所困扰，内心极其敏感脆弱，父亲造成了卡夫卡内心的失败感和荒谬感。卡夫卡甚至临终还对友人总结自己说：“我不是燃烧着的荆棘，我不是火焰，我只是跑进了自己的荆棘丛中走不出来了。我是一条死胡同，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出来。在我有生之年我都是一个死者，现在我真的要死了。”卡夫卡内心感受的“父子情结”可以说是他的黑暗无边的无意识区域，是其核心的“情结”所在，而卡夫卡并没写出一部关于父亲的小说。但是卡夫卡的全部虚构作品都没离开“父子情结”，无论《变形记》、《饥饿艺术家》，还是《城堡》、《美国》和《审判》，“父子情结”都起着隐性的作用，都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投射，即：存在（父亲）是强大的，不可知的，非理性的，荒谬的，无论怎样反抗都无济于事，甚至反抗本身也是荒谬的和不可知的。不能说卡夫卡是有意识的投射，也不能说完全无意识，只能说卡夫卡堪称两者天然结合的典范。很多作家不像卡夫卡那样症候突出、深沉，而症候本身也千差万别。但是对一个成熟作家而言，了解省察自我的“情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无意识尽管是不自知的，但写作中时有所感，时而被触发，因而导致写作的变轨是许多作家都有的体会和经验。作家在构思作品时往往有一个强大的理性结构，在这个层面上一般他已经很清楚要大致表达什么，甚至批判什么，但往往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突然有些东西（一个枝节或一个细节或一种莫名的感觉）触发了某种令人莫名而又兴奋的东西，于是抓住“触发”不放，导致了创作的调整、变轨，甚至推翻创作初衷。那么那“触发”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显然与作家深层的无意识或症候有关。托尔斯泰是一个具有强劲道德批判意识的作家，最初写安娜时托翁想把安娜写成一个堕落女人的悲剧故事。但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一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东西被逐渐触发，写作也随之逐渐调整，并最终调整了最初的强劲的道德意识，造成了写作的变轨，从而使托尔斯泰在“批判现实”的意义上，超越了受到影响和启发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此意义上说作品的复杂性往往就来自于作家无意识的复杂性，而被触发的无意识在写作中事实上总是在纠正作家的理性结构。
我个人这方面也有些体会，我的第三部小说《环形女人》原打算写一个私人侦探的故事，原来定位于一部悬疑恐怖小说，后来改变了初衷。故事的大体构思是：一个回归自然的女人买下故乡的八座荒山，几年光景，荒山绿化，山中出现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环保生态庄园。同时花园般的生态庄园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一个地下活人展厅。展厅陈列着过去伤害过庄园女主人的三个情人。三个人还活着，只是被弄成了植物人，类似野生动物标本。故事的开端是：庄园女主人有一天忽发奇想，打算邀请一名侦探作家（也是私人侦探）到庄园来为其写传记，构成了对私人侦探的挑战。显然这个故事将由私人侦探来叙述，而这个侦探本身应该有特点有点噱头，这样故事读起来似乎才吸引人。所有的特点我都考虑了，如福尔摩斯、波罗的特点，当然不能和他们相似。正当我殚精竭虑的时候，一个想法忽然产生了：我的侦探是个踮脚！——这不就有特点了吗？那么一个踮脚是个什么内心特征呢？这一想下去，一下触发了很多东西，我的笔端慢慢的出现了这样的文字：“我（第一人称）的左脚比右脚稍稍短一点儿，称不上残疾，但与常人稍有不同。一般称我踮脚儿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我不瘸，一点儿都不，只是差那么一点点，连两厘米都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把腿脚儿稍有毛病的人一概统称为瘸子，严格地说，腿有毛病的人才称为瘸子，仅仅脚有点儿异样或者可以称为跛子，而我连跛子也谈不上。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走路不太稳，这是事实，我的每一步都有点轻轻的弹起，看上去就像是对自己轻轻的否定。”
“否定”一词让我激动，仿佛黑暗的天空突然出现大面积的星星，这些星星都是为我而升起，而我过去并不知道它们！“否定”是踮脚侦探的特点，同时也将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题。踮脚对自身的感觉是摇晃的，残缺的，可笑的，不稳定的，总而言之是时时刻刻对自我的否定。这是一种很关键的情绪，事实上也是我对生存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复杂的内心症候。“踮脚”的设定改变了这部小说，让我内心的某种潜在的张力一下得到释放。在此种情绪的创造之境中，我是踮脚又是作者，是病人又是自己的手术刀。我划开自己的内心，如同疱丁解牛，看到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病症，而是许多像我一样残疾与挣扎的心灵。就这样，一个本来类似希区柯克式的恐怖悬疑故事被“踮脚”解构了，所有的叙述也都“踮脚”化了，恐怖与悬疑变成了喜剧，小说问世后也被一些论者冠之以“喜剧悬疑小说”。
意识不到的经验潜伏在无意识之中，它们需要被触发，而写作常常就是触发意识不到的无意识，触发自我心中那些深藏的症候。无意识并不神秘，很多时候被触发的无意识是可以转化为意识行为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秘密通道，而这秘密通道或许就是所谓艺术创造中的“窄门”。“窄门”不易得，因为它在无意识中。当然，“窄门”之后是否还有“窄门”呢？被触发的无意识之后是否还有无意识？我相信肯定有，“窄门”或无意识是无止境的，它们存于作家中，作品中，也存于阅读者和研究者中。“症候式分析”我以为就是寻找“窄门”的分析，甚至“窄门”之后“窄门”的分析。
宁肯，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蒙面之城》、《环形女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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