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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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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94年日本一位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在《呼声》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这篇文章是针对日本经济界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是一个威胁的论调，所提出的一种反证。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成长不是对日本的威胁，而是日本的机会，因为中国人不掌握关键技术，甚至不进行技术创新。他举例说，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没有日本的优质钢材，“中国的建筑公司就无法保障高层建筑骨架的安全”。总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无独有偶，今年韩国的《朝鲜日报》也发表了一篇类似内容的文章，标题是“用韩国的‘智力’战胜中国的‘体力’”，同样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对韩国来说到底是挑战还是机遇这个话题。作者认为，中国在很多产业领域缺乏技术能力，这正是韩国的机会。韩国可以在更高端、更核心的技术要素上做文章，用这种方式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好处。
在我们看来，这些言论未免太过狂妄，但这种逆耳之言可能要胜过许多溢美之词。今天的“中国制造”已遍布全球，这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据商务部最新的统计，我国已经有170多种商品生产量居全球第一，这个指标分别是日本、英国和韩国的5倍、8倍和16倍，全球40％的手机、40％的PC机、45％的彩电在我国生产，这在多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支撑“中国制造”的技术是从哪里来的？向中国提供技术支持的日本人说，“Made in China，But Made by Japan”。我们实在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和装备，的确大量地来自于日本或其他发达国家。
在今天全球化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国家之间是垂直型而非扁平型的分工关系。掌握更多知识资产的国家居高临下，控制着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获得产业成长中的绝大多数利益；而以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禀赋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处于加工环节，尽管获得了GDP的高速增长，但却处在依附和被支配的地位，利益空间不断地被挤压。
以我国纺织工业为例。中国的服装鞋帽肯定是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出口量也是第一。但在这个产业链上，我们只得到很少一点加工费。2004年中国向欧盟出口鞋子8.1亿双，平均单价只有2.69美元；同期我国从欧盟进口鞋数量虽然只有85万双，平均单价高达60美元左右。一双耐克“乔丹五型”运动鞋在美国的卖价是120美元以上,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5美元。一条零售价1800元的阿玛尼领带，中国加工企业连工带料交货价只有2.5美元到7.5美元。某法国名牌的90厘米方巾，巴黎商场零售价680欧元，我国企业下单价只有50元人民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程控交换机完全受制于人，当时每线的成本是300多美元，但在有了华为、中兴等之后，每线价格一路下降到30美元。山东丛林集团自主开发成功世界首台万吨油压机，之前的国际市场高级铝材价格12万元/吨，之后迅速下降到8万元，现已降到6万元。在中国轿车行业，如果不是奇瑞、吉利等企业潜心研究开发，高扬自主品牌，真不知道轿车市场“拿萝卜当人参卖”的局面还会维持多久。还有人做过计算，我国现在生产的个人计算机平均利润不到5％，如果有自己的芯片和核心软件，就可以把利润率提高到40％。这些案例都清楚地表明，技术能力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息息相关。
还有一个问题也表明世界不是平的，这就是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在当今国际分工格局下，掌握知识资产的国家很少消耗自然资源，对环境的影响也很小，但处在国际产业分工末端的国家就不一样了。以我国为例，我们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确过于沉重。目前我国已经有1/3的国土面积受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侵蚀，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侵蚀，绝大部分湖泊和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十多年前，太湖周围的百姓还可以捧起水来喝，但今天已有75％的水面呈现富营养化。对于我国来说，以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世界工厂”之路是注定走不通的。而在美国，阿拉斯加地下的丰富石油储藏完全尘封不动，美国本土丰富的煤炭、稀土等资源也都很少被开发。一个只有3亿人口的国家，GDP比中国多出5倍，但他们的天是蓝的，水是青的，地是绿的，到处都是连绵的大森林。
（梅永红）
中国民工奋勇挑战冰雪灾害的
文化意涵
2008年春节前夕，中国出现百年一遇的恶劣冰雪灾害，春运大受影响，可是这并不能阻止上亿中国民众回家过年的决心。有人民总理之称的中国总理温家宝1月29日特别到长沙火车站，看望慰问旅客，向旅客表示歉意，并承诺一定把大家送回家过春节。可是，也许是因为天气情况太严峻，也许因为地方官员没想尽办法落实，温家宝得于44小时后折返湖南，一再敦促地方官员落实抢险。这个现象，很值得探讨。
对春运民众来说，回家过年跟穆斯林去麦加朝圣一样，背后都有其相当“神圣”的意义：在中国文化里，家庭是极为重要的单位，它所负载的功能，远较西方社会的家庭要大要多。在西方社会，福利医疗教育都颇为依赖体制支撑，但在中国，除了在市场改革以前政府提供根本不能长期维持的全方位福利医疗教育配套外，家庭在千百年来一直是确保社会运作正常，以至文化一直绵延流传下去的重要载体。中国人重视家庭，但上亿的民工之所以能长期离家背井，为的其实就是家。把钱拿给父母，给妻子，建房子，储起来，都离不开家这个概念。
中国人焦急返家的心情，早在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诗经》的年代，已是民间歌谣常见的题材。例如“国风·周南”诗《葛覃》写一个年轻未嫁的贵族女子，奉女师之命到野外采摘葛叶时，惊觉春色融融，于是咏其所见所闻，兴起欲向女师告假归家，以安慰父母的情形。换言之，“归宁父母”就是《葛覃》一诗的主题。三千年后，中国民工也身怀一年工钱，热切地渴望回家。中国民工之所以能忍受一年来的辛劳，寄人篱下的辛酸，就是因为他们内心渴望着回家这一天。
民胞物与的温家宝，就是因为感受到民众的迫切需要，以至他不顾风雪可能持续的风险，一口答应要让他们这种最卑微，但又最伟大的愿望不至落空。温家宝提出一定要修路、保电、安民，但正如他本人在第二次巡视湖南情况时所言，难度就在于落实。
这春节归家潮背后，是多少段触动人心的新闻故事。广东的《新快报》2月1日报道，湖南男子李满军为了要带其女友张池回乡见家人，他们努力从天桥跳到雨棚，再从雨棚跳到火车顶，当他跳到火车顶上时，却被火车顶上的高压电击倒，全身大面积烧伤。
另据《江南都市报》2月1日报道，从广州东开往湖南怀化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于1月31日进入吉安火车站停靠时，车上的一对夫妻就打开车窗往下跳，民警立即奔上前去将两人接住。两人下来后跪在地上抱着民警大哭，原来，两人打工赚来的6000余元人民币工钱在车上被人抢走。可是，民警虽曾“立即上车调查”，但却“发现车上没有任何异常”。在春运的巨大压力下，调查这种案件，可能要让列车出现很大延误；因此，也只能坚称两名受害人“因车上人多拥挤缺氧而产生幻觉”了。
（方德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