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灾难带来的思考
作者：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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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灾难的报道，国内的媒体表现出近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开放和敬业，直播节目都做得非常好。好，是相对过去而言，倘若要求更苛刻一点，也不是无挑剔之处。大致而言，有的媒体的报道比较人性化，他们深入灾区，深入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催人泪下。而有一些媒体，依然停留在“政治挂帅”的主旋律思路，在宣传重点上，突出的不是人，而是国；关注的不是废墟下个体生命之安危，而是笼而统之的“振兴中华”。大难面前，当然会激发国民高昂的民族国家认同。但国之所以重要，乃是“以民为本”，这个民不是抽象的、整体的人民，而是具体的生命，是那些令我们日夜揪心的灾区父老乡亲，是那些在废墟下苦苦挣扎的孩子们。假如少一点空洞的口号，多一点人性的关怀，我们的媒体会更贴近民意，走进人心。不待单位动员，人们便会自觉献出爱心，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境界。
伦理
在这次伟大的抗震救灾当中，我们的政府非常有效率，我们的民众非常感人，而我们的社会公众人物也表现突出。2003年抗击“非典”的时候，人们惊呼：公众人物到哪里去了？社会精英到哪里去了？这一次，无论是演艺界、体育界明星，还是文化界名流，都有不错的表现。章子怡在戛纳含泪募捐，李连杰宣布息影一年专事慈善，公众人物开始表现出自己的责任感。
这几年，我们谈论了太多的“世风日下”问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叫作“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意思是说，中国经济发展了，人们变富了，但人心却变坏了、自私了。对这一说法，本来我颇有同感，但这几天我的看法动摇了，因为我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形势大坏，人心大好”。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面前，太多的人们表现出人心的善良和卓越。
就以大地震中的老师为例吧。这几年，老师被社会舆论批评很多。在传统中国，教师和医生是最为人尊重的职业。随着社会的世俗化，教育界不断传出各种丑闻：抄袭、受贿、奸污女学生……虽然害群之马绝对少数，然而教师职业不再神圣，老师被污名化了。这一切都让我们这些当老师的痛心不已。
然而，在这次大灾难之中，灾区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这么多的中小学、幼儿园老师为了保护孩子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房屋剧烈摇晃，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他们本能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逃生，而是掩护学生出逃。德阳市东汽中学的谭千秋老师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我看过一档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别节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动的节目），北川中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罗盛教和刘英俊。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三十六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那些幸免于难的老师们，不顾自己的子女母亲压在废墟之下，抑制住内心的悲痛，全身心抢救自己的学生。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伟大和神圣从何而来？陈晓楠感动得不由问他们：你们也是平常人呀，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是的，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平时碰到他们，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这种舍己救人的本能反应，一般只有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才会有。我自己也是老师，对北川中学的同行们充满由衷的敬意，我不由自问：假如我是他们，我能像他们那样做吗？我真的不敢保证。
人的天性里面，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要让天使战胜魔鬼，最重要的，是要有亲情。面对陈晓楠的问题，北川中学老师们的回答轻描淡写：“我们早已将学生们视作自己的孩子，与亲生的一样。” 北川中学是一所住宿制的重点中学，学生大部分时间与老师同吃同住，师生情谊如同一家人，平时就有深厚的感情，一到生死时刻，老师们会本能地像母亲一般以生命守护学生。这些学生，是老师们的“大我”，是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小我”（老师）存在的意义，就体现在守护“大我”（学生）的生命，让他们健康发展，哪怕牺牲“小我“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师生之情，是伦理之情，经得起生死考验。这些年中国进入市场社会，师生关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舆论将师生关系完全看成是市场的交易关系和服务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提供服务，学校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场，师生关系扭曲为服务与顾客的关系，虽然顾客是上帝，但要服务得好，就要给红包和小费。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它纯粹是一个契约关系。商业间的交易不会产生“小我”为“大我”牺牲的崇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市发生了地震，营业员会死死抵住门框，让顾客先撤，至今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圣徒是一种宗教境界。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以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义信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伦关系网络之中。自然，今天我们所处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但诚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在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市场和政治）由金钱和权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们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诚的情感与宗教。我们不要相信庸俗经济学的鬼话，似乎现代人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仅仅是系统世界的逻辑。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
这些大道理，平时说起来，似乎有点迂腐，过于理想化。但是，这次大灾难中的人性光芒，给我们一个启示：重建中国的人文精神，可以从重建人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关系着手。北川中学不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当然也有反例。都江堰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范某某，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一个箭步窜出课堂，拔腿便跑，连自己的学生都没有招呼一声。这也就罢了，事后还在博客上大言不惭地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亏得他还是北大历史系毕业，还在课堂上大谈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虽然这仅仅是一例个案，但与北川中学的老师们比较，说明如今在我们的高校当中，人文教育是何等的失败，越是名校越是糟糕。不要以为读了几本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就高人一等，就有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与人文知识全然是两回事。人文教育说到底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一种人格教育，而这样的人格教育需要在一个人性化的伦理氛围之中，才能熏陶而成。在基层学校之中，倒还残留着一些古朴的师生之情，愈是名校，竞争愈激烈，人情愈淡。这位北大出身的年轻老师想必将自己的学生视为发泄一己知识快感的“客体”，或者是需要启蒙的愚众。假如他也像北川中学的老师们那样，视学生若儿女，他起码会招呼一声，说不定也会死死抗住即将倒塌的房门。魔鬼与天使其实并不遥远，圣魔之间，仅仅在于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伦理的，还是功利的？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不能靠一套道德的空洞说教，不是靠读几本《论语》、《庄子》，开几门公民课就可以解决的。知识固然有助于德性，但知识不等同于德性。德性的养成，有赖于日常生活的伦理空间。人际关系之中，非功利的互动越多，越能改善人性，提升德性。我们不仅需要建设现代的市场、法律和政治制度，同时也要重建我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世界。以人文代宗教，以伦理为中心，中国社会的重建，与西方不一样，恐怕还要走梁漱溟先生指出的老路。
老路如何走？老路走得通吗？北川中学以及许许多多灾区学校的动人故事给了我们上了一课。生活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人性化的伦理世界。生活世界的重建，不需要强势政府，只须通过重建社会，发展各种志愿性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形成丰富多元的社会文化网络。有了这些自主性的社会文化空间，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更有序，更自由和更人性化。
许纪霖，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回归公共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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