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灾难带来的思考
作者：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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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是继2003年“非典”以后，中国遭受的又一次巨大自然灾难。在突如其来的国殇面前，我们的政府、军队和人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信心、能力和团结，给全世界以气象一新的感觉。这一全国上下共赴国难的景象，很像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的中国，在国难之中，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我们每时每刻关注着前方的消息，为无数的生命丧失而悲痛，也为太多的动人故事所感动。我们从大救灾当中看到了令人鼓舞的进步，也发现了令人遗憾的现象。这是一次历史的机遇，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不仅考验着我们的抗震救灾能力，也考验着我们的制度和人性。如何抓住这一时机，将中国的制度改革与人性改良提高到新的层次，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在这里，我愿谈谈我个人初步的思考。
社会
在这次救灾当中，中央政府表现出空前的决断力和组织力，体现出中央政府是一个“以民为本”的、强势高效的政府，这也得到了全世界舆论的广泛肯定。另一方面，全国的民众在灾难面前也表现出史无前例的爱心与参与精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比较起五年之前的“非典”，这一次国民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
政府的积极性有了，民众的积极性也焕发了，却依然留下了一个缺憾，这就是社会的缺席。2003年非典时期，我曾经作过一个反思，其中一点就是发现在抗击“非典”当中社会组织的缺席。五年过去了，这一问题依然存在。
地震刚爆发的时候，整个灾区成为一片废墟，政府瘫痪，有些地区发生了秩序空白，一片混乱。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抢劫、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丛林世界”。当然，随着大量军队和武警的赶到，秩序很快就恢复了。恢复秩序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但政府不是无时不刻无所不在的，更不是万能的。要迅速有效地恢复秩序，就需要有社会组织系统。这些社会组织不是在突发事件中匆忙成立，而是本来就该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一到紧急关头，便会发挥作用。这样即便政府的管控失灵，社会也会立即自我运作，重建秩序。这些组织可以是血缘、地缘和信缘网络，比如家族、同乡会、宗教团体、民间信仰团体，也可以是各种自愿性的社会团体，比如行业同会、兴趣组合、社会文化协会等各种NGO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如今在中国不是没有，而是太匮乏了；不是形同虚设，就是缺乏自主性。更重要的，是缺乏有号召力的非政府精英和精神领袖。而在传统中国，民间社会之中有乡绅，有士大夫精英，他们领导着一个非政治化的社会文化网络。传统中国的政府财政和行政能力都大不如今，灾害发生了，主要靠民间精英领导自救，有其不可替代的有效性。如今虽然政府变得很强势、很有效，却付出了弱社会的代价。这使得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政府不得不面对一盘散沙的灾民，救援难度大大加强，秩序恢复也缓慢很多。
在这次大救灾之中，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纷纷赶赴灾区，奉献爱心。然而，不少志愿者却碰到一个尴尬，无事可做，派不到活，政府有关部门也不知道如何组织他们，有效地结合到抗震救灾之中。我看到一个志愿者写的博客，这些志愿者们在政府部门求不到活，只能跑到车站码头去“干私活”。一方面是前方大量缺乏人手，另一方面却是大量志愿者无活可干。个中的问题在哪里？除了政府相关部门组织能力比较弱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社会缺乏组织。你看当年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在第一时间抢险的，不是政府，而是各种社会组织。今天的中国是有市民而无市民社会，有公民而无公民组织。一盘散沙的国民，要做好事、献爱心也难。虽然平时也有一些社会组织，但这些组织自主性不足，只能配合党和政府完成指定的任务，到了关键时刻，没有指令下达，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从八十年代开始，以小平同志为舵手的党中央，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针。这一方针高瞻远瞩，深明现代化的改革，不仅要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而且要把社会从政府的管控中分离出来，赋予社会以自主性活力。社会要有活力、有秩序，最关键的是要有自主性，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主性。而社会是否能够自我组织化，是“大社会”建成的关键所在。诚然，社会组织的活跃，可能会增加群体事件的风险，但也有另一面好处，即减少群体事件的非理性。非理性的行为往往由无组织的乱民自发形成，而组织化的利益群体或价值群体，即使与政府的利益和价值发生冲突，依然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建立起理性的博弈和商议空间。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与其与非理性的乱民打交道，不如与理性的社会组织对话沟通。毕竟在大部分场合之中，社会与国家之间有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爱心
每天看电视，稍微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不安，总会问自己：我能为灾区做点什么？不可能人人上前线救灾，于是捐献善款便成为大部分民众和单位表达爱心的普遍方式。
全民募捐是令人欣喜的，不过，募捐不应该成为一场运动，不宜以行政为主导的传统动员方式强制推行。每次发生大灾害了，我们的募捐虽然紧紧跟上，但部分的募捐都是通过行政单位发动。第一次大家自愿掏钱，第二次、第三次便很难说都是自愿的了。单位与单位之间互相攀比，甚至还有指标，异化为政绩工程。募捐本身变了味。
募捐的意义在哪？只是因为缺钱需要全民动员吗？中央政府历年财政盈余，之所以还需要国民捐献，与其说让他们献金钱，不如说让大家献爱心。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好的公民教育了。不过，人在做善事的时候，最忌讳的是被强制。献爱心贵在自愿。爱心是人们恻隐之心的自然流露，它来自人性深处的善根，在特定时刻被激发出来。所谓捐献，无非尽自己的良心义务而已。行善之后，人们会有一种道德快感，从而产生一种对自我的肯定。一旦捐献受到强制，或者还来不及自愿就被摊派了，一切便变了味。摊派式的捐献不仅无助于公民的道德心提升，反而助长功利性动机，甚至引起普遍的反感。
我们看到媒体不断报道某某企业捐了多少钱，某某明星捐了多少钱。很多单位也将职工的捐款数额公布于众，形成攀比之风。攀比善心当然是好，但形成“逼捐”就很可怕。第一批站出来捐款的，包括姚明，后来都在网上遭人辱骂，指责他们捐款太少。本来捐多捐少都是个人爱心的表现，捐多不代表就占据了道德高地，捐少也不代表爱心就少，每个人尽自己的良知和能力就可以了。良知这个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平时用金钱来衡量人生是否成功，战时还是用金钱来比较境界高低，那就说明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出了问题。道德、良知自有标准，不能也无法用金钱的标准替代。
爱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空洞的口号。恻隐之心人人皆有，但需要一种氛围将之引发。我们的舆论和社会在营造氛围方面过于幼稚，甚至僵硬。单位里面，像往常的政治任务一样，拉几条标语，喊几句口号，就算赈灾宣传了。没有自发的悼念仪式，没有树枝上的黄丝带，没有献给亡灵的鲜花。行政为主导的募捐，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冷冰冰，没法打动人的恻隐之心、激起人们对生命的深切同情。
募捐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创意，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就应该让公民们自发行动起来，通过各种社会组织，走上大街，走进人们的心灵。然而，在我们这里，清规戒律实在太多了。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去年我有一个青年博士生患癌症过世，师生们都很伤心，想为他年迈的父母亲作一点募捐。却被告知，募捐只能在本系范围之内，不能在校园内进行，因为担心引发“群体事件”。呜呼！在中国，做一点好事也如此艰难。
海外成熟的捐助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香港一个小学，建议每个学生到图书馆参加阅读接力赛，阅读十分钟捐献十块。这种将读书与捐献结合在一起的创意，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参加，书读过了，爱心也表示了。捐献活动不该是冷冰冰的同一个模式，它可以是悲情的，也可以是激昂的，甚至是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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