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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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国近六十年里，前一半时间动荡不堪，人心大乱；而在后一半时间里，整个国家都在马不停蹄和一门心思地追逐物质文明的发达，经济在“疯狂地”成长，社会在“疯狂地”变迁，几乎所有人都无暇顾及心灵的重建和精神上的反刍，结果使人性的光辉被世俗利欲的浮尘所覆盖，没有得到拂拭，更没有得到淬砺。这是中国为高速现代化进程所付出的代价。
毫无疑问，四川大地震这一全民族的悲剧，让那些几乎荒芜的心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六十年来，全体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地停下脚步，在哀伤之中默默感受着同胞的苦难，在哭泣声中共同舔舐着民族的新伤口。这是十三亿人刻骨铭心的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是当代中国人重建身份认同和精神家园的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决定于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共同记忆。当代中国的民族性格成型于自古以来的文化积淀，但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近代以来种种不幸的历史记忆。中国的国民性格需要不断地升华，所以需要不断创造新的集体记忆。我不知道这次四川大地震所带来的心灵感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导正中国的社会心态，但却可以肯定的是，像这样感动人心的集体记忆是当下中国最为需要的。
（吴奇）
甘阳谈“4·19”运动的意义
香港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甘阳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认为：“4·19”全球华人在欧美各国高举五星红旗大集会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4·19”运动让全世界看到新一代自强自立自信自由的中国人，他们高举国旗的游行是完全自发自愿地组织起来，他们响彻全球的呼声更是完全自由地从内心最深处发出。以八零后这一代为主的“4·19”运动凝聚着中国人五千年文明的骄傲，百年抗击帝国主义列强的决心，六十年奋发建国自强自立的底气，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的自信和自由精神。
甘阳说：百年来的中国，有四个时刻最全民一致激动人心：第一个时刻是1919年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第二个时刻是1949年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三个时刻是1976年打倒四人帮，全民欢庆迎来改革开放；第四个时刻就是2008年“4·19”运动全球华人怒吼“做人不要CNN！”“4·19”运动的意义实际已经超出了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时候，中国社会和政治毕竟处于最糟糕的时候，“4·19”运动则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发生的，其意义甚至已经超出了奥运会比赛本身。“4·19”运动实际标志着人类企盼已久的真正的“世界主义”的到来，这种“新世界主义”与以往“旧世界主义”的区别在于，以往的所谓世界主义实际上都是以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霸权为基础的，因此“旧世界主义”往往更多表现为西方的傲慢，尤其是西方舆论的傲慢与偏见，这种傲慢甚至使西方一些小政客与小记者都以为自己的偏见代表真理与事实。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时代迫切需要一种“新世界主义”，这种新世界主义的核心在于真正建立世界各国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因此“新世界主义”必然要以根本否定西方中心主义为出发点，没有这一否定，就不可能有东西方世界真正的平等相处与互相尊重。这种“新世界主义”首先由中国人开创推动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是最强大最独立的非西方国家。“4·19”全球华人的吼声告诉CNN等：你们的那些报道，“我—不—相—信！”
针对西方某些舆论以指责的口气把全球华人的这次运动称为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甘阳指出：这是典型的颠倒黑白。因为这次围绕奥运会的冲突中，恰恰是那些挑起事端的西方政客和西方媒体代表最狭隘的西方民族主义，而且以CNN为代表的媒体竟然毫不掩饰地发泄其最恶劣的种族主义，这才真正让人震惊。而中国人维护奥运火炬恰恰代表中国人的“世界主义”精神，因为中国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北京奥运，就是希望借此表达中国人民希望与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往来的最美好愿望。但这一充满世界主义精神的美好愿望竟然被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看作是发动反华运动的大好机会，西方那些公然号召利用奥运会让中国出丑的疯狂叫嚣，让中国人几乎无法相信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个样子！尤其那些纯洁的八零后中国年轻人，很多人最初的反应是痛哭，是心碎，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从前相信的西方媒体竟然会如此卑鄙、龌龊、下流、无耻，竟然会公然捏造事实。他们被深深地伤害了。全球华人自发的“祝福北京奥运”恰恰是要在全球坚持“新世界主义精神”，它反对的就是西方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甘阳还认为：“4·19”运动恰恰大大有利于中国与西方的长远关系，西方人历来相信“斗争哲学”，如果你不斗争，就表明你理亏。如果连这点道理都还不明白，那才真正是弱智的表现。中国与西方的友好关系绝不可能靠中国一味忍让来建立，而必须建立在该反对时必须反对，该斗争时必须斗争的基础上。中国外交官中最受西方尊重的人之一是沙祖康大使，恰恰因为他一贯敢于针锋相对，坚持斗争，他曾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直接了当要美国人Shut up，反而赢得西方媒体赞扬。中国人必须了解，西方人最尊重敢于斗争的人。唯有坚持斗争，才能终结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才能建立中西方真正平等交往的基础。“4·19”运动对全世界都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对西方人民和西方媒体的一次“再教育”运动。“4·19”运动将促使西方有良知的媒体重新反思检讨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它实际将迫使西方媒体今后对中国和非西方的报道采取更谨慎的态度。事实上“4·19”运动已经完全把海外藏独声音压了下去，因为西方媒体不得不更多报道中国人的强烈反弹。
甘阳也指出：举办奥运会恰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开始改进许多传统的政府行事方式。以前那种一切重大活动都主要由政府部门来安排的管理方式有必要改变，这种方式一到重大活动就影响政府日常运作，政府部门疲惫不堪，成本太大，动机很好但实际效果往往是民众反而觉得有被排斥感，这样的管理方式是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必须同时培养中国公民的自我管理意识和习惯，一方面必须让中国公民能自由自愿地表达自己最强烈的感情，同时更要培养公民自觉维护法律秩序的习惯。不要老是怕出事，人民表达出来的基本感情是爱国的，要相信绝大多数民众是爱国的，人民的情绪和政府的希望是一致的。可以鼓励企业和学校放半天假，让大家自发参与火炬接力。让民众自发参与可以降低政府管理成本，避免那种一切按部就班的呆板。例如不用由政府去给每个人发一面国旗，让学生和民众自己自发自愿准备国旗。“4·19”运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五星红旗从来没有这样在全球如此到处飘扬。这是中国民众自发的。这是发自内心的行为。这说明国旗这个政治符号已经成为中国人政治认同的一个要素。一个政治共同体必须有一些共同的政治符号，这些符号一定要在民众心中建立起来，这是政治正当性的重要方面。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最重要正当性基础在于公民自发自愿自由地表达维护这个共同体，“4·19”运动正见证了这一点。
（胡志辉）
徐友渔谈“我一代”
日前，学者徐友渔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称：整体上来说，整个人类历史上，由年轻人发起的各种运动，总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批判，也总是得到了社会比较宽容的态度和比较正面的评价，但并不等于说每次年轻人的革命，每次学生运动的要求和对社会产生的后果和影响都是好的。
徐友渔说：比如西方大哲学家杜威在谈到五四运动的时候说，火烧赵家楼是违反法律的事情，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从法制上讲，西方人看来不管怎么说你这么做都是不对的。第一次接触杜威观点的时候，感到这和教科书上的说法不一样，我产生了困惑，同时于我也有一些启发。现在是到了该对学生运动做一些反思的时候了，过去的溢美之词容易将学生运动捧到天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