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漫长的十八世纪：历史的“偶合”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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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奠定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的基础。而不列颠在印度的战争初步结束后，1773年英国国会便通过了《茶税法》，以此法作为奖励，英国允许其对法战争功臣——东印度公司把茶叶直接运往北美殖民地销售，而不再经过英国中间商，并免除了英国的进口税，但是，东印度公司对于茶叶贸易的垄断，却极大威胁了费城一和纽约商人走私荷兰茶叶的利益，即威胁了北美中间商的利益，于是，1773年12月16日，发生了五千名波士顿人将东印度公司价值一万英镑的茶叶，倒入大海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其最终结果就导致了英国武装干涉北美殖民地，1776年北美殖民地抗税造反，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揭竿而起。
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随着殖民地的坚持抵抗，先是法国于1778年2月加入战争，成为未来新生的美国的同盟，八个月后，西班牙也对英宣战，虽然它拒绝承认北美殖民地独立；从1780年，先是俄国、尼德兰，然后另外六个欧洲国家也成立武装同盟，北美独立战争迅速国际化——七年战争终于演化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
所谓西方从来代表“文明”以及西方世界爱好和平的谎言，其实是近代西方人自己编造的，它作为西方的话语霸权和“软实力”，专门用于欺骗那些愚昧的亚洲人——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接受了“西方文明”而“被启了蒙”的中国人。十九世纪初，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演讲录》(1819年)中，正是通过亚洲、中国与欧洲的对比，力图精心构造这样一个以欧洲为核心的现代“新世界”谎言，他提出的著名论断是：西方一向存在“理性”(这里“理性”指“平等讨论的社会”和“个人的推理能力”)，而中国却只存在“亚洲式的父权家长专制”，这种父权制社会使得理性、平等讨论毫无存在之余地；同样的，西方国家的法律也建立在上述“理性”的基础上，而在中国的父权家长专制制度基础上，却根本不可能产生契约和法律制度。于是黑格尔的最终结论竟然是：父权专制主义的偏好，使得亚洲各国“相互残杀，从不停息，促使了它们自己的迅速没落”。
应该说，黑格尔这些著名的论断其实只有一个错误——即它从根本上就错了。因为真实的历史是：自1500～1800这三百年里，中国的明清两个朝代实际上都保持了二百年以上的和平，与之相反的，恰恰是欧洲各国在这三百多年里才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相互残杀，从不停息”。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恰恰对于真实的历史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应该知道：1500年的时候，只有八千万人口的欧洲分为五百个以上的国家，这些国家彼此征伐不止，战争使得所有的欧洲国家全都卷入其中，我们应该了解的还有：正是这种“双边和多边战争”的关系，而不是什么贸易关系，才把所有的欧洲国家纳入到一种特殊的“国家间”(国际)系统之中，换句话说，也正是战争才把欧洲国家联系起来，从而才形成了以“暂时的休战协定”为特征的“条约制国际体系”。
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是这种欧洲条约国际体系的重要表征。这一条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允许第三方向交战或敌对的双方出售战争物资——特别是军火。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这其实也就是今天的美国违背联合国宪章、《中美联合公报》对台湾军售恶法之所谓“国际法”基础所在，它当然也是这一恶法能够在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依据。仅此一条，就说明了近代以西方为核心的所谓“国际法”、条约制与战争之间的关系。
与黑格尔所说的完全相反，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一经济体制，实际上完全就是欧洲三百年战争乃至内乱的产物，其本质绝非什么“和平”和“理性”，这恰恰是任何事后的美化也掩盖不了的历史真实。具体而言，正因为欧洲三百多年的国家间混战要耗费大量的金钱，所以才使得“税收”或“派战争款”，成为近代以来欧洲各个国家的第一要务。而所谓议会制度产生于欧洲的真正原因，正是基于国家要向大地产主收税这一根本需求，因而，所谓欧洲议会制度，说白了就是税收协商大会而已。而所谓官僚制，则产生于对税收进行尽可能严格管理的专家机制。至于私人银行的出现和扩张，更是出于“为国家的战争借款提供担保”这一根本财政目的——而这就是英格兰银行的实质所在。正是这家私人合伙银行，日后成为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真正出资人。英格兰银行的历史就是发战争财的历史，说它的每个英镑上都沾满了炮灰，这丝毫也不夸张。而它的这些光辉历史，竟然不为许多“被启了蒙”的中国人所知，这倒是一个真正奇怪的问题。
总之，议会制、官僚制、私人银行制，这些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建制，都是作为战争机器的欧洲国家的产物，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质。因而也只能从“穷兵黩武”这四个字的角度去认识、去理解才能参透。从这个角度说，英国是一个最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服从于经济，战争服从于经济，1689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乃一典型的军商合一的战争机器：截至1782年，英国共有军人四十万，至1763年，英国的战争国债高达一亿四千五百万英镑的天文数字，全民皆兵、天文数字的战争国债、穷兵黩武这三者的结合，则又反过来“对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起了重要作用。从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征募进军队的士兵和军官相互融合，很快产生了强烈的英国认同意识”。
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问：十八世纪的英国难道不是由于其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才产生了工业革命吗?这里的回答是：无论在这方面存在多少自以为是的盲目结论乃至“定论”，真实的历史提供给我们的答案却是完全否定的，即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应该知道：在整个漫长的十八世纪，亚洲的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二，到1775年，亚洲生产着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产品，也就是说，占人类人口三分之二的亚洲生产着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产品，而同理，到1775年，占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仅仅生产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产品。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这样的事实基本上并没有因为工业革命而改变。
而亚洲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就是由于亚洲的农业奇迹。十八世纪，亚洲的农业生产率两倍于欧洲，而中国南方则八倍于英国，三季水稻的种植令每个欧洲的旅行者惊讶不已，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法国人皮埃尔·普瓦夫尔就是这种中国农业奇迹的赞叹者之一，他所惊讶的是，为什么这么少的耕地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皮埃尔·普瓦夫尔的中国旅行日记后来成为推动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成为孟德斯鸠探讨中国问题的著作《论法的精神》的重要资料来源。
农业的高产量——食物价格的低廉——低工资(相对高的食品购买力)——高竞争力；正是这一系列相关和递进的关系，成为整个十八世纪东风压倒西风，亚洲压倒欧洲，印度的棉布，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席卷世界市场的根本原因所在。
与中国的“勤劳革命”不同，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力不在其自身的劳动生产率，而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