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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十八世纪：历史的“偶合”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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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向的驱动：“向下”(挖煤)和“向外”(殖民地市场)。
首先是“向外”，如果没有美洲殖民地的奴隶也需要穿衣服这件事，那么，即使英国实现了纺织品的机械化，它生产的棉布也无处销售。英国棉纺织品的市场是美洲，其原材料——棉花，同样也来自美洲。还有，如果英国没有占领印度，如果东印度公司没有垄断占世界市场一半以上的印度的棉纺织业，英国要独霸世界棉纺织市场，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是“朝下”。正如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在全世界的象征都是冒着黑烟的大烟囱——这大烟囱形象地表明：如果没有煤的大量采用，没有煤的热能对于太阳能的替代，工业革命就根本谈不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九十，这是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品领先。
然而，英国之所以偏偏能做到这一点，则完全是由于偶然，或者直率地说就是由于“运气”而已。这是因为：英国的地理地貌特征其实就相当于“欧洲的山西”，而且其煤炭储备状态比山西更为特殊：英国存在大量的地表煤。这就是工业革命不产生于法国，不产生于荷兰，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更进一步说，十八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百分之五，这个国家陷入到燃料严重短缺中，煤是天然的燃料，这也是英国向下发展(掘煤)的根本动力所在。
既然煤在英国的大量采用，是出于应对燃料的严重短缺，那么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伟大标志——蒸汽机的产生和推广，恐怕就更是出于偶然的因素了。这是因为：大量地表煤开采过后，由于举国上下所进行的深层掘煤，导致了英国地表的下沉，于是矿坑排水问题日益变得突出，而最初的蒸汽排水机效率极低，燃料本身的花费，本来应该是使得这种蒸汽机毫无实用价值——这仿佛当年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过的鲁迅所谈到的：蒸汽抽水机排水后挖出的煤，正好够机器本身的燃料消耗。但是，在英国，这种现象却成为例外，因为蒸汽排水机就在煤矿巷道里，所以煤的损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工业革命与欧洲科学技术发达的关系其实更难联系起来—_因为无论机械纺织机还是蒸汽机的发明者都不是什么“科学家”，而是出身低贱、“文化”很低的体力劳动者，当时欧洲的科学还基本垄断在天主教会手里。1825年，在英北一个叫达勒姆的黑煤窑里，一个至今尚不知名的黑窑工劳动者，竟然对英国工业革命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为他别出心裁，将蒸汽抽水机用于推动从矿井到七英里外的运煤码头的矿车上——事实上，这才是一项推动世界的翻天覆地的革命的真正开始，这部矿车是铁路机车的雏形。到1850年，英国的铁路已经超过了二万三千英里。
正是铁轨的广泛运用，才使得铁和钢的需求大为增加，如果没有煤，铁和钢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尽管钢和铁一旦被用于装备英国的战争机器，世界将为之颠倒，但是，煤的发掘一开始是为了应对燃料短缺，工业革命与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的结合原本并不具有必然性。
尽管如此，鸦片战争的胜负依旧不能简单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因为就军事装备而言，当时英国对中国其实也还不占完全优势。鸦片战争中唯一一艘“铁船”尼米西斯号来自东印度公司，而不是英国海军，该船很小，吃水仅五英尺，只能用于内河航行，尽管它装备了一百二十马力的蒸汽机，也确实没有采用任何木头，完全铁制，但是不幸的是，在鸦片战争中，它因为个头太小，根本没有参战能力，所以只负责收集情报。而且，必须指出的是，鸦片战争中所谓的“英国军队”，其实三分之二以上都是马德拉斯和孟加拉的印度人而已：所谓中国鸦片战争失败是因为中国装备落后，敌不住英国船坚炮利，这无非是就军事谈军事，乃至就装备而谈军事，而缺乏真正的世界地缘政治的战略视野。
说得更白些，鸦片战争时代的所谓英国海军舰队，其实也就是木头船，因为世界上第一艘装配了大炮的铁甲汽船，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由法国制造的，1853年俄罗斯与土耳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才首次启用。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并非简单地输于装备，而是输于缺乏全球战略视野。难怪民国老人马君武少年时代参观了英国军舰之后大为震动：船是破木头船，炮是破火药炮，什么“船坚炮利”，全是胡说八道!愣把群海盗当大军，咱们清朝的“国军”和官员啊，欺骗皇上欺骗人民欺骗历史，为自己的目光短浅找理由呢!
1840年鸦片战争一举反转了持续了三百多年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界体系，这确实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以上的讨论是为了使我们看到：这种巨大的反转绝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是1500年以降许许多多独立发展的事件日积月累，在一个历史关头突然碰到一起，并产生了互相影响；从而爆发出超出单独事件的巨大能量所致。一句话，这种反转其实是“历史偶合”作用的结果。即它不是船坚炮利、不是工业革命、不是鸦片贸易、不是白银价格波动、不是世界经济体系调整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原因单独造成的，而是这一系列原因带有偶然性的综合在一起的结果。
比如说，1500年以降，哥伦布和达·伽马绕过穆斯林世界寻找亚洲的航海，从而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其实原本就是个偶然。但是，如果他们在美洲没有发现白银，这种对美洲的“偶然发现”本身也就没有什么世界意义。但问题恰恰是，十五世纪以降的中国作为一个银矿贮存量高度短缺的国家，却匪夷所思地将白银作为自己的税收体系和货币体系，并以此维持了三百多年的货币体系不变，这就使得美洲白银的开采能够产生世界影响——截至1800年，世界白银的五分之四都流入了中国，而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则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就是这样被两种偶然性的联系推动起来了。
进一步说，对于美洲而言，如果没有中国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西班牙殖民者当然就不会竭泽而渔地开采银矿，危险而有毒的白银开采业自然也就不会夺去那么多印地安人的性命：仅仅在波托西这个罪恶之城，起码有八百万印地安人死于白银开采业。
同样的，如果没有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菌消灭了大量的印地安土著，那么，也就不会有大量的黑奴被从非洲贩卖到美洲作为劳动力的补充，这样，英国就没有通过发贩奴财掘到“第一桶银”的可能。英国从西班牙美洲获得的大量银元，就是为其充当奴隶贩子的报偿。而这些银元被用于中英贸易，才使得英国得以进入亚洲经济体系。
当然，如果没有印度莫卧尔王朝在十八世纪以来持续的内乱造成的突然衰落，如果没有美洲殖民地的棉花供给和纺织品市场，英国要想迅速取得世界市场上的纺织品生产的垄断权也就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如果1799年庞大的印度没有被区区一个东印度公司连蒙带骗地弄倒，如同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后来所谓的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中英国袭击的“大后方”恐怕也都难以设想。而上述这些因素统统与所谓工业革命没有任何关系。
即使工业革命的动力，也不是由于英国的先进和发达，而恰恰是由于英国的短缺，即对英国来说，煤的生产起初只是为了应对燃料的严重短缺，它起初显然不是为了用于军事目的—尽管英国自古就是个穷兵黩武的国家。由煤的生产而导致铁和钢的巨大需求，这是一个煤被运用后的一连串的或然性结果，而它们被运用于军事目的和战争，也是煤的采用者最初没有想到的。
最后，如果截至1830年，在中国广州一印度—英国之间的贸易不是大规模采用汇票结算，而依然采用白银现金来结算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起码是：1840年之后向中国的白银货币流动就一定还会持续五年到十年，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白银短缺造成的经济崩溃会被关键性地推迟——如果是那样，1850年代之后的中国也许就不会同时在广州、台湾、新疆、西藏几个方向上遭遇同英国、日本、俄国等几个国家的战争，自康熙到雍正以来推行的“摊丁入亩”的惠民政策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安定局面，也不会因为银贵铜贱所导致的货币政策崩溃而一朝瓦解——而至于1874年日本是否敢于就台湾问题向清朝发难，中国和日本之间究竟鹿死谁手，恐怕还很难说。
因而，所谓历史的“偶合现象”就是指：这些原本看起来是独立发展的事件和现象，在1840年代互相影响，并最终迎头相撞，在一个时间段和一个空间点上碰在了一起——这就是指1840年的广州。而鸦片战争一役，三百年的“利点”仿佛一下子集中于英国，大清则由于处于“多重不利”的战略局势之中，捉襟见肘，四面楚歌，仿佛一朝之间呼啦啦似大厦倾，英国和欧洲漫长的十八世纪从此结束，而中国则从此屈辱地进入了现代：对中国而言，这就是“漫长的十九世纪”的真正开端。
韩毓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锁链上的花环》、《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