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蒙特，加利福尼亚，1980年代
　　爸爸爱美国的理想。
　　正是在美国生活，让他得了溃疡。
　　我记得我们两个走过几条街道，在弗里蒙特的伊丽莎白湖公园散步，看着男孩练习挥棒，女孩在游戏场的秋千上咯咯娇笑。爸爸会利用步行的机会，长篇大论对我灌输他的政治观点。“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真正的男人，阿米尔，”他说，他伸出手指数着，“美国这个鲁莽的救世主，英国，还有以色列。剩下那些……”通常他会挥挥手，发出不屑的声音，“他们都像是饶舌的老太婆。”
　　他关于以色列的说法惹恼了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他们指责他亲近犹太人，而这实际上就是反对伊斯兰。爸爸跟他们聚会，喝茶，吃点心，用他的政治观念将他们气疯。“他们所不明白的是，”后来他告诉我，“那跟宗教毫无关系。”在爸爸眼里，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岛屿，虽然处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围之下，可是阿拉伯人只顾着出卖石油赚钱，毫不关心自家人的事情。“以色列干这个，以色列干那个，”爸爸会模仿阿拉伯人的语气说，“那做些事情啊!行动啊!你们这些阿拉伯人，那么去帮巴勒斯坦啊!”
　　他讨厌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齿的蠢货”。早在1980年，我们还在喀布尔，美国宣布抵制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哇!哇!”爸爸充满厌恶地说，“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那个捏软柿子的家伙居然只说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爸爸认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长了勃列日涅夫的气焰。“他不配掌管这个国家。这好像让一个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小孩去驾驶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美国，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强硬的汉子，一个会被看得起、会采取行动而非一筹莫展的人。罗纳德·里根就是这样的硬汉。当里根在电视现身，将俄国称为“邪恶帝国”，爸爸跑出去，买回一张照片：总统微笑着竖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来，挂在入门的墙上，将它钉在一张黑白的老照片右边，在那张照片里面，他系着领带，跟查希尔国王握手。我们在弗里蒙特的邻居多数是巴士司机、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济金生活的未婚妈妈，确切地说，全都是被里根的经济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蓝领工人。爸爸是我们那栋楼惟一的共和党员。
　　但交通的浓雾刺痛他的眼睛，汽车的声响害他头痛，还有，花粉也让他咳嗽。水果永远不够甜，水永远不够干净，所有的树林和原野到哪里去了?开头两年，我试着让爸爸参加英语培训班的课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语，但他对此不屑一顾。“也许我会把‘cat’拼出来，然后老师会奖给我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那么我就可以跑回家，拿着它向你炫耀了。”他会这么咕哝。
　　1983年春季的某个星期天，我走进一家出售平装旧书的小店，旁边是家印度电影院，往东是美国国家铁路和弗里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说等我五分钟，他耸耸肩。他当时在弗里蒙特某个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横跨弗里蒙特大道，走进一家杂货便利店，店主是一对年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们白发苍苍，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则换过髋骨。“他现在看起来像《无敌金刚》了，”她总是这么笑着对我说，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记得《无敌金刚》吗，阿米尔?”接着阮先生会学着李·梅杰斯，怒眉倒竖，以缓慢的动作假装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阅一本破旧的麦克·汉默［1］MikeHammer，美国作家迈克·斯毕兰（MikeSpillane1918～）创作的系列恐怖小说主角。［1］悬疑小说，这当头传来一声尖叫，还有玻璃碎裂的声音。我放下书，匆匆穿过马路。我发现阮先生夫妇在柜台后面，脸如死灰，紧贴墙壁，阮先生双手抱着他的太太。地板上散落着橙子，翻倒的杂志架，一个装牛肉干的破罐子，爸爸脚下还有玻璃的碎片。
　　原来爸爸买了橙子，身上却没有现金。他给阮先生开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证。“他想看我的证件，”爸爸用法尔西语咆哮，“快两年了，我在这里买这些该死的水果，把钱放进他的口袋，而这个狗杂碎居然要看我的证件!”
　　“爸爸，这又不是针对你。”我说，朝阮氏夫妇挤出微笑，“他们理应查看证件的。”
　　“我不欢迎你在这里，”阮先生说，站在他妻子身前，他用拐杖指着爸爸，然后转向我，“你是个很好的年轻人，但是你爸爸，他是个疯子。这里再也不欢迎他。”
　　“他以为我是小偷吗?”爸爸抬高了声音说，外面围满了旁观的人，“这是个什么国家?没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叫警察。”阮太太说，她探出脸来，“你走开，要不我喊警察。”
　　“求求你，阮太太，别叫警察。我把他带回家，请别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带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说。他戴着金丝眼镜，眼睛一直望着爸爸。我隔着门去拉爸爸，他出来的时候踢飞一本杂志。我说服他别再走进去，然后转身到店里向阮氏夫妇道歉，告诉他们爸爸处境艰难。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给了阮太太，告诉她估计一下损失了多少东西。“算好之后请打电话给我，我会赔偿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从我手里接过纸片，点点头。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时抖得更厉害，那让我很生爸爸的气，他把一个老太太吓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