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夜阑人静,索拉雅入睡——酒精总是让她睡意蒙咙——之后,我站在阳
台,吸着冰凉的夏夜空气。我想起拉辛汗,还有那鼓励我写作的字条,那是他读
了我写的第一个故事之后写下的。我想起哈桑。总有一天,奉安拉之名,你会成
为了不起的作家。他曾经说。全世界的人都会读你的故事。我生命中有过这么多
美好的事情,这么多幸福的事情,我寻思自己究竟哪点配得上这些。
小说在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夏天出版,出版社让我到五个城市签售。就在
那年,俄国佬的军队从阿富汗撤得干干净净。那本来应该是阿富汗人的光荣。可
是,战乱继续,这次是内战,人民圣战者组织[Muiahedin,1979年在美国的帮助
下成立的民族激进组织,抗击苏联军队;后来成长为阿富汗重要的政治势力]
和
纳吉布拉[Mohamed Najibullah (1947~1996),1987年出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共
和国总统,1992年辞职]
傀儡政权之间的斗争。阿富汗难民依旧如潮水般涌向巴
基斯坦。就在那一年,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在所有这些之中,阿富汗被人遗
忘。而塔赫里将军,俄国人撤军曾让他燃起希望,又开始给他的怀表上发条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和索拉雅打算生个孩子。
想到自己要当父亲,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又害怕又开心,又沮丧又兴
奋。我在想,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父亲呢?我既想成为爸爸那样的父亲,又希望
自己一点都不像他。
但一年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随着月经一次次如期而至,索拉雅越来越沮
丧,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烦恼。等到那时,原先只是旁敲侧击的雅米拉阿姨也变
得不耐烦了。“好啦!我什么时候能给我的孙子唱摇篮曲啊?”将军永远不失普
什图人风范,从来不过问——提起这些问题,意味着试探他女儿和一个男人的性
生活,尽管这个男人跟他女儿结婚已经超过四年之久。但每当雅米拉阿姨问起孩
子,让我们难为情的时候,他总是眼睛一亮。
“有时生孩子需要花一点时间。”某天夜里我对索拉雅说。
“一年了,可不是一点时间,阿米尔!”她冷冷说,声音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肯定有问题,我知道。”
“那么我们去看看大夫。”
罗森大夫大腹便便,脸蛋圆润,一口细牙齿相当整齐,说话稍微带点东欧口
音,有些像斯拉夫人。他对火车情有独钟——他的办公室到处都是跟铁路历史有
关的书籍、火车头模型,还有各种照片:铁轨上的火车穿过如黛青山或者桥梁。
他的桌子上方悬挂着一条标语:生命如火车,请上车。
他替我们出谋策划。我先做检查。“男人简单些。”他说,手指在红木办公
桌上轻轻敲打。“男人的管道就像他的头脑:简单,很少出入意外。你们女士就
不同了……这么说吧,上帝造你们的时候花了很多心思。”我怀疑他是不是碰到
每对夫妇,都要扯这套管道理论。
“我们真幸运。”索拉雅说。
罗森大夫大笑,不过笑声听上去很假。他给我一张测试纸和一个塑料罐,要
求索拉雅定期做血检。我们握手作别。“欢迎上车。”他说,请我们出去。
我通过了测试。
接下来几个月,索拉雅不断做检查:基础体温,抽血检查每一种所能想像得
到的荷尔蒙,某种叫“子宫黏液测试”的检查,超声波,更多的血检,更多的尿
检。索拉雅还接受了“宫腔镜”检查——罗森大夫将显微镜插进索拉雅的阴道,
进行检视,他没发现异常。“管道很干净。”他一边脱掉橡胶手套,一边宣布。
我希望他别这样称呼——我们又不是浴室!检查统统结束之后,他解释说他无法
解释为什么我们怀不上小孩。而且,很显然,这并不罕见。这叫“原因不明性不
孕症”。
接下来是治疗期。我们服用一种叫“克罗米芬”的药物,索拉雅还定期给自
己注射“尿促性素”。这些全没效,罗森大夫建议我们考虑体外受孕。我们收到
一封来自“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美国的预付费
医疗组织,最初出现于20世纪30、40年代之间,1973年美国通过《健康维护法案》,
自此这种医疗保障制度得到全国性的法律支持。参与HMO
的人通常预先支付若干
费用,即可得到免费医疗和康复服务,但某些特殊的病情除外,如小说中的体外
受孕]
的信函,措辞礼貌,祝我们好运,并说恕不替我们支付那笔费用。
我们动用我那本小说的预付金支付了治疗费用。体外受孕繁琐冗长,令人沮
丧,最终也没有成功。好几个月在候诊室翻阅诸如《时尚好管家》、《读者文摘》
之类的杂志之后,穿过无数纸袍、走进一间间点着荧光灯的冰冷无菌检查室之后,
一次次屈辱地跟素昧平生的人谈论我们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后,无数次注射、
探针和采集精子之后,我们回去找罗森大夫和他的火车。
他坐在我们对面,用手指敲着桌子,第一次用了“收养”这个字眼。索拉雅
一路上哭着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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