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祖国发生的一切太恐怖了，真的。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就像兄
弟，我告诉你，穆斯林必须帮助穆斯林，所以……”

    我不搭腔，带着礼貌点头称是。1981年，爸爸和我在这里住过几个月，脑海
里依然认得白沙瓦。现在我们在雅姆鲁德路往西开着，路过兵站，还有那些高墙
耸立的豪宅。这喧嚣的城市匆匆后退，让我想起记忆中的喀布尔，比这里更繁忙、
更拥挤，特别是鸡市，哈桑和我过去常常去那儿，买酸辣酱腌过的土豆和樱桃水。
街路上挤满了自行车、摩肩接踵的行人，还有冒出袅袅蓝烟的黄包车，所有这些，
都在迷宫般的狭窄巷道穿来插去。拥挤的小摊排成一行行，留着胡子的小贩在地
面摆开一张张薄薄的褥子，兜售兽皮灯罩、地毯、绣花披肩和铜器。这座城市喧
闹非凡，小贩的叫卖声、震耳欲聋的印度音乐声、黄包车高喊让路的叫声、马车
的叮叮当当声，全都混在一起，在我耳边回荡。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香的臭的，
炸蔬菜的香辣味、爸爸最喜爱的炖肉味、柴油机的烟味，还有腐烂物、垃圾、粪
便的臭味，纷纷飘进车窗，扑鼻而来。

    驶过白沙瓦大学的红砖房子之后不久，我们进入了一个区域，那个饶舌的司
机称之为“阿富汗城”。我看到了糖铺、售卖地毯的小贩、烤肉摊，还有双手脏
兮兮的小孩在兜售香烟，窗户上贴着阿富汗地图的小餐馆，厕身其中的是众多救
助机构。“这个地区有你很多同胞，真的。他们做生意，不过多数很穷。”他
“啧”了一声，叹了口气，“反正，我们就快到了。”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拉辛汗的情景，那是在1981年。我和爸爸逃离喀布尔那
晚，他前来道别。我记得爸爸和他在门廊拥抱，轻声哭泣。爸爸和我到了美国之
后，他和拉辛汗保持联系。他们每年会交谈上那么四五次，有时爸爸会把听筒给
我。最后一次和拉辛汗说话是在爸爸去世后不久。死讯传到喀布尔，他打电话来。
我们只说了几分钟，电话线就断了。

    司机停在一座房子前，这房子位于两条蜿蜒街道的繁忙交叉路口。

    我付了车钱，提起仅有的一个箱子，走进那雕刻精美的大门。这座建筑有木
板阳台和敞开的窗户，窗外多数晾着衣服。我踩上吱嘎作响的楼梯，登上二楼，
转右，走到那昏暗走廊最后一扇门。我看看手里那张写着地址的信纸，敲敲门。

    然后，一具皮包骨的躯体伪装成拉辛汗，把门打开。

    圣荷塞州立大学有位创作老师经常谈起陈词滥调：“应该像逃瘟疫那样避开
它们。”然后他会为自己的幽默笑起来。全班也跟着他大笑，可是我总觉得这种
对陈词滥调的指责毫无价值。因为它们通常准确无误。但是因为人们把这些说法
当成陈词滥调，它们的贴切反而无人提及。例如，“房间里的大象”[ 指大家都
知道，但避而不谈的事情] 这句话，用来形容我和拉辛汗重逢那一刻再也贴切不
过了。

    我们坐在墙边一张薄薄的褥子上，对面是窗口，可以看到下面喧闹的街道。
阳光照进来，在门口的阿富汗地毯上投射出三角形的光影。两张折叠椅倚在墙上，
对面的屋角摆放着一个小小的铜壶。我从它里面倒出两杯茶。

    “你怎么找到我？”我问。

    “在美国要找一个人并不难。我买了张美国地图，打电话查询北加利福尼亚
城市的资料。”他说，“看到你已经长大成人，感觉真是又奇怪又美好。”

    我微笑，在自己的茶杯中放了三块方糖。我记得他不喜欢加糖。

    “爸爸来不及告诉你我十五年前就结婚了。”真相是，当其时爸爸脑里的肿
瘤让他变得健忘，忽略了。

    “你结婚了？和谁？”

    “她的名字叫索拉雅·塔赫里。”我想起她在家里，替我担忧。我很高兴她
并非孤身一人。

    “塔赫里……她是谁的女儿？”

    我告诉他。他眼睛一亮：“哦，没错，我想起来了。塔赫里将军是不是娶了
亲爱的沙利夫的姐姐？她的名字叫……”

    “亲爱的雅米拉。”

    “对！对！”他说，微笑着。“我在喀布尔认识亲爱的沙利夫，很久以前了，
那时他还没搬去美国。”

    “他在移民局工作好多年了，处理了很多阿富汗案子。”

    “哎，”他叹气说，“你和亲爱的索拉雅有孩子吗？”

    “没有。”

    “哦。”他啜着茶，不再说什么。在我遇到的人中，拉辛汗总是最能识破人
心那个。

    我向他说了很多爸爸的事情，他的工作，跳蚤市场，还有到了最后，他如何
在幸福中溘然长辞。我告诉我上学的事情，我出的书——如今我已经出版了四部
小说。他听了之后微微一笑，说他对此从未怀疑。我跟他说，我在他送我那本皮
面笔记本上写小故事，但他不记得那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