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医院是一座纵横交错的走廊组成的迷宫，荧光灯在人们头顶放射出耀
眼的光芒，弄得人迷迷糊糊。我弄清楚了它的结构，知道东楼电梯那颗四楼的按
钮不会亮，明白同一层的男厕的门卡住了，你得用肩膀去顶才能把它打开。我了
解到医院的生活有它的节奏：每天早晨换班之前匆匆忙忙，白天手忙脚乱，而深
夜则寂静无声，偶然有一群医师和护士跑过，去抢救某个病患。白天我警惕地守
在索拉博床前，晚上则在医院曲折的走廊游荡，倾听我的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
想着当索拉博苏醒过来我该跟他说什么。最后我会走回重症病房，站在他床边嘶
嘶作响的呼吸机，依然一筹莫展。

    在重症病房度过三天之后，他们撤去了呼吸管道，把他换到一张低矮的病床。
他们搬动他的时候我不在。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想睡一觉，最终却在床上彻夜
辗转反侧。那天早晨，我强迫自己不去看浴缸。它现在干干净净，有人抹去血迹，
地板上铺了新的脚踏垫，墙上也擦过了。可是我忍不住坐在它那冰凉的陶瓷边缘。
我想像索拉博放满一缸水，看见他脱掉衣服，看见他转动刮胡刀的手柄，拨出刀
头的双重安全插销，退出刀片，用食指和拇指捏住。我想像他滑进浴缸，躺了一
会，闭上双眼。我在寻思他举起刀片划落的时候最后在想着什么。

    我走出大堂的时候，旅馆经理费亚兹先生在身后跟上。“我很为你感到难过，”
他说，“可是我要你搬离我的旅馆，拜托了。这对我的生意有影响，影响很大。”

    我告诉我能理解，退了房。他没有收取我在医院度过的那三个晚上的房钱。
在大堂门口等出租车的时候，我想起那天晚上费亚兹先生对我说过的：你们阿富
汗人的事情……你们有些鲁莽。我曾对他大笑，但现在我怀疑。在把索拉博最担
心的消息告诉他之后，我真的睡着了吗？

    坐上出租车之后，我问司机知不知道有什么波斯文书店。他说南边几公里远
的地方有一家。我们去医院途中在那儿停了一会。

    索拉博的新病房有乳白色的墙，墙上有断裂的灰色装饰嵌线，还有本来也许
是白色的珐琅地砖。跟他同间病房的还有一个十来岁的旁遮普族[Punjabi，生活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带的民族] 男孩，后来我从某个护士那里听到，他从一辆开
动的巴士车顶跌下来，摔断了腿。他上了石膏的腿抬起，由一些绑着砝码的夹子
夹住。

    索拉博的病床靠近窗口，早晨的阳光从长方形的玻璃窗照射进来，落在病床
的后半部上。窗边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保安，嗑着煮过的西瓜子——医院给索拉
博安排了24小时的防止自杀看护。纳瓦兹大夫跟我说过，这是医院的制度。保安
看到我，举帽致意，随后离开房间。

    索拉博穿着短袖的病服，仰面躺着，毛毯盖到他胸口，脸转向窗那边。我以
为他睡了，但当我将一张椅子拉到他床边时，他眼睑跳动，跟着睁开。他看看我，
移开视线。尽管他们给他输了很多血，他脸色依然苍白，而且在他的臂弯有一大
块淤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