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他床沿，直到他睡去。我和索拉博之间有些东西不见了。直到和奥马
尔·费萨尔律师碰面之前，一道希望的光芒曾像怯生生的客人那样走进索拉博的
眼睛。现在那光芒不见了，客人逃跑了，而我怀疑他是否有胆量回来。我寻思要
再过多久才能见到索拉博的微笑，再过多久才会信任我，倘若他会的话。

    于是我离开病房，走出去寻找别的旅馆，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再次听到索拉博
说话，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情。

    结局，索拉博从来没有接受我的邀请。他也没有拒绝。当绷带拆开，脱去病
服，他只是又一个无家可归的哈扎拉孤儿。他能有什么选择呢？他能去哪儿呢？
所以我当他同意了，可是实际上，那更像是无言的屈服；与其说是同意，毋宁说
是由于他心灰意懒、怀疑一切而来的任人摆布。他渴望的是他原来的生活，而他
得到的是我和美国。从方方面面看来，这并不能说是什么凄惨的命运，可是我不
能这么告诉他。倘使恶魔仍在你脑中徘徊萦绕，前程又从何谈起呢？

    于是就这样，一个星期之后，穿过一片温暖的黑色的停机坪，我把哈桑的儿
子从阿富汗带到美国，让他飞离那业已过去的凄恻往事，降落在即将到来的未知
生活之中。

    某天，兴许是1983年或1984年，我在弗里蒙特一间卖录像带的商店。我站在
西片区之前，身边有个家伙拿着便利店的纸杯，边喝可乐边指着《七侠荡寇志》，
问我有没有看过。“看过，看了十三次。”我说，

    “查尔斯·勃朗森在里面死了，詹姆斯‘科本和罗伯特·华恩也死了。”他
狠狠盯了我一眼，好像我朝他的汽水吐口水一样。“太谢谢你啦，老兄。”他说，
摇头咕哝着走开了。那时我才明白，在美国，你不能透露电影的结局，要不然你
会被谴责，还得为糟蹋了结局的罪行致上万分歉意。

    在阿富汗，结局才是最重要的。每逢哈桑和我在索拉博电影院看完印度片回
家，阿里、拉辛汗、爸爸或者爸爸那些九流三教的朋友——各种远房亲戚在那座
房子进进出出——想知道的只有这些：电影里面那个姑娘找到幸福了吗？电影里
面那个家伙胜利地实现了他的梦想吗？还是失败了，郁郁而终？

    他们想知道的是结局是不是幸福。

    如果今天有人问起哈桑、索拉博和我的故事结局是否圆满，我不知道该怎么
说。

    有人能回答吗？

    毕竟，生活并非印度电影。阿富汗人总喜欢说：生活总会继续。他们不关心
开始或结束、成功或失败、危在旦夕或柳暗花明，只顾像游牧部落那样风尘仆仆
地缓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