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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人林白水之死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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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吾乡青圃白水山是吾他日魂魄之所依也。”他由此开始生命中最后10年的艰难跋涉，心无旁骛，几乎把这10年的精力、时间、智慧全部献给了报业。
《公言报》有替安福系说话的时候，但也发表过“有吏皆安福；无官不福安”这样的对联，“见者莫不哄堂拍案，段派知之，衔白水甚”。有时候他甚至给段祺瑞出难题，1917年春，他首先披露政客陈锦涛贿赂议员拉选票的丑闻，独家披露了原交通总长许世英在津浦租车案中贪赃舞弊的丑闻，京都舆论一片哗然。结果陈锦涛锒铛入狱，许世英畏罪辞职。1921年12月13日，他在《新社会报》发表《靳内阁的纪纲原来这样》一文，旧事重提：
我还记得合肥(段祺瑞)当国的时代，交通总长许世英，因为他靠着合肥是他拜把的弟兄，一方又是入了国民党的党籍，所以胆子大了。办一个津浦租车的大事件，不幸给区区知道了，想尽法子，把他那租车合同抄得一份，给他一个体无完肤的批驳。在《公言报》上一登，这位矮许先生第二天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己乖乖地告发自己，还请总理／辰人查办。以合肥那样蛮干的家伙，也不能不有三分尊重舆论，因此也就暗暗的劝他辞职。你想吧， 那时候的合肥，简直跟项城差不多远，他以总理之尊，却 不能保护一个把弟兄，可见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
还有一位财政总长陈锦涛，也是因为五万块钱的贿 赂，给区区知道了，当天在报上一发表，陈锦涛也是乖乖 的自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请查办。不上几天，陈氏辞了 职，就给地方厅传了进去押起来。审判结果，定了徒刑的 罪名。后来还是费了多大的劲，弄个大总统援照约法，给 他特赦出来。不然，至今还关在监狱里边哩。
1925年12月24日，他在《社会日报》谈到这段历 史时，不无得意地说：“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阁员， 举发二赃案，一时有刽子手之称，可谓甚矣。”
1917年这一年北京政坛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 我登场，他发表时评《民国六年北京之所有》说，“总理 一年而九易，则政乱可知”。7月22日的《印之蒙尘》时 评，通过屡失官印，对民国上层政治极尽嬉笑怒骂之 言，发出了“印且不免于蒙尘，而吾辈乃欲求其一旦之 安适，宁非妄欤吁”的慨叹。7月23日的时评《便宜不 得》，表示不能便宜上演复辟丑剧的前清小朝廷。张勋 复辟10天前失败了，但5天前北京政府竟发布了为清 廷洗刷罪名的命令，毕竟段祺瑞、徐世昌都是前清旧 臣。《便宜不得》敢于与权贵唱反调，赢得了街头巷尾老 百姓的赞誉。此文既见忌于徐树铮，也为林纾所不满。 之后林白水还写了《无血之杀人》、《渔人得利》等辛辣 的时评。他的一篇《青山漫漫七闽路》时评，揭穿即将出 任福建省长的许世英贪赃舞弊、任用私人的老底，打破 了许的省长梦。他与安福系的裂痕自然越来越大，离开 《公言报》是必然的。
1918年3月，他组织北京新闻记者团赴日本考察。1919年2月，“南北议和”开幕的当天，他在上海创办《平和日刊》，常常率先透露北方政府的消息。他女儿林慰君回忆“每一论出，南北和议代表拱手以听，军阀欲顾咋舌；望平街市上响晨翘首鹄立者数千，人踵相接也”。3个月后，和平会议宣告破裂，《平和日刊》随之偃旗息鼓。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抨击新文化运动，并辱骂蔡元培。虽然林白水不在北京，此事与他更毫无关系，但他深感内疚，觉得对不起老友。5月中旬，他回北京后，即与《公言报》分道扬镳。
四、从《新社会报》到《社会日报》
1921年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一起创办《新社会报》，对开4版，他为社长，胡政之为总编辑，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但当时报纸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赖以生存的不是发行与广告，而往往是某一政治集团的津贴，军阀政府也很注意控制舆论。林白水与安福系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对他们的黑幕了如指掌，“议论个人长短，或揭人隐事，‘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他常常把犀利的笔尖指向政府财政机关，利用内幕新闻敲竹杠，他打算向人要钱，就指名大骂一顿，‘给钱就不巧，决不恭维”’(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甚至连与他向来友好的，也刁；为他“笔下所饶恕”。权贵们又怕他，又恨他。当时曾任财政次长、总长的李思浩回忆，对《新社会报》“要给以相当数目的资助”，胡政之对此不满，感到“北京办报易受压迫”，担心被牵连进去，不久即南下上海办国闻通讯社去了。果然1922年2月《新社会报》就因披露吴佩孚搬用飞机炸弹和盐余公债的黑幕，被警察厅勒令停刊，只生存了一年多。
两个月后(1922年5月1日)，《社会日报》面世，林白水在复刊词中说：“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
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献媚军阀，破坏司法独立，德高望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奉行“不合作主义”，于18日辞职离京，引发了北京学界的驱彭风潮。21口，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刊出一篇述评新闻，大标题为：
北京城圈以内之绝大风潮
议长政客与学生宣战
副标题也很醒目：
皮鞭枪把击伤无数青年
重伤待毙者二十余人
何所谓人道何所谓法治
与恶魔宣战者靡惟学界
教育界之惯激及其表示
直点议长吴大头(景濂)之名。
1月27日，他在时评《否认》中盛赞蔡元培的为人，“若彼攻击之者，更无一人足以比拟蔡氏于万一”，坚决表示“吾人对于现政府与议会绝对的否认”。
1月28日，他在《告知识界》时评中说：
就眼前之司法被蹂躏，教育被破坏两问题，我们知识界要群起作积极消极的应付，积极方面，就是唤醒全国的舆论，促起全国各界的注意，用大规模的示威，推倒程克(司法总长)彭允彝(教育总长)……消极方面，就是凡属知识界的人物，对于现政府各机关职务，就应立刻引退(全体罢工)……因为知识界要是全体罢工，我敢信政府一定担不起。无论如何，总要屈服。……
同时对北京8个大学宣布独立、不听命于教育部之举大为称赞。《社会日报》与权势力量短兵相接，站到了时代的最前面。2月22日，新春伊始，在一片“恭喜”声中，他发表时评《恭喜，张内阁，快点倒下去》，接着他连续发表《缓急倒置》、《请看某部之大拍卖》等文，“今之北京政府，可谓完全不懂事家伙凑在一堆，自名曰政府，自号曰中央，犹复不知羞耻地自谥‘合法’。”他说议会、政府成了“拍卖行”，大小官吏“都有定价”，明日张胆，卖官鬻爵。林白水寸管在手，通过《社会日报》这个舆论的平台无所顾忌地批评时政，指斥权贵。
各路军阀、议员、政客、官僚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他们对林白水的恨是一致的，《社会日报》成为他们的眼中的芒刺。2月28日，《社会日报》“紧急新闻”栏刊出一篇《吴大头之进项》，骂吴景濂“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披露了曹锟送他3万元、送副议长张伯烈1．1万元等丑闻。6月，又揭穿了曹锟贿选总统，每个议员每月津贴600元、每张选票5000元大洋等内幕，大大地触怒了当权者，结果报馆被封3个多月，林白水也被囚禁了3个多月，罪名是妨碍总统选举行为。但他没有被压倒。
1924年秋天，冯玉祥反戈发动北京政变，当了1年零20多天总统的曹锟黯然下台，成了阶下之囚。两天后(11月4日)，林白水发表时评《哭与笑》，将那些窃据要位、贪得无厌的军阀、政客戏弄了一番。11月10日，在时评《请大家回忆今年双十节》中，他从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曹锟惨败的事实出发，得出了“武力靠不住，骄横乱暴贪黩之可危”的结论，警告“继曹吴而起的军事当局”，“尽可以就拿曹吴这一幕电影写真，来当教科书念罢了”；“孙中山所以敢于只身北来，……就是他抱个三民的主义，能得一部分的信仰罢了。……要是没有主义，单靠兵多地盘广，那末曹吴的兵，曹吴的地盘，何曾不多不广，为什么不及三礼拜，会弄得这样一塌糊涂?”这是一篇文采斐然而有见识、有胆气的大文章。
2月31日，孙中山扶病进京，林白水连续发表《吾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孙中山的死使他陷入悲痛之中。
五、从“卖文字办报”到以身殉报
从《新社会报》到《社会日报》前后5年，是林白水办的报纸中历时最久的一份。除了无情地鞭笞上层社会的黑暗，他亲身在街头巷尾接触底层社会，力图通过自己的报纸传达民间的呼声，关心底层疾苦，注重社会新闻成为《社会日报》不容忽略的一个特点，“举人生日用社会消息，无不笔而出之”。他亲自采写的一篇关于洋车夫的报道，“都门中下社会胥为震动，报之销路飞涨，日以数百份汁”，真正做到了“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国闻周报》第3卷第30期称其为“苍头异军突起，报界风尚为之一变。”老牌的《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说：“北京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报纸而诵者，皆社会日报也。”
1925年7月3日起，他在《社会日报》副刊“生春红”每期登载《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
《社会日报》自出世以迄今日，已满三年，耗自己之心血，不知几斗；糜朋友之金钱，不知几万。艰难缔造，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触忌讳、冒艰除，所不敢辞。然为资力所扼，发展无望，愧对读者。……计不得出，唯有出卖其自以为能之文与字，藉资全活。
接着他又刊出了“润例启事”。但也有史料表明，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4等，《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都属于“超等者”6家中，每月可得津贴至少300元。林的女儿回忆，家中佣人最多时有10人，家庭教师有5位，房子有四五个院子、三四十间，而且他酷爱金石砚台，经常收买各种名砚，要维持这样的生活无疑需要大量的金钱。这是林白水生活的一面；另一面他时时以“公共言论机关”为念，在腐朽黑暗、险象环生的北京独立支撑《社会日报》，以他无比犀利的笔“发抒意见”也是事实。
这年12月1日，正值北京《晨报》馆被捣毁，《社会日报》差点被砸，林白水也收到威胁信。他在《社会日报》登出《白水启事》：“今则年逾五十，家徒四壁，一子一女，学业未成，外对社会，内顾家庭，犹多未尽之责，迭承亲友劝告，勿以言论召祸。自今日起，不再执笔为文……”当天时评栏的署名即由“白水”改为“记者”。
当时的北京新闻界，“报馆，不下百十家，通讯社，亦不下百十处。讯以同通，文以同载，篇章抄袭，意兴寡索，其志在骗乞津贴。挂名部曹，藉此以为媒者不必说，即号称大报日出三大张，亦不过多载‘呢”么’等新文，‘呀’‘呵’等新诗，其艰奥难读，其于典漠誓训，非浅学者所能共喻”(1925年12月21日《社会日报》)；“无私无党，直言不讳者，白水一人而已。观其时评，无论任何军阀、任何政客、任何士民，有好坏处，莫不良心驱使，力加戒勉，且聪明绝顶，料事如神”(1925年12月10日《社会日报》)。他“信手拈来，借成妙谛；其见诸报章，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词严义正，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污吏寒心，贪官打齿”，“对一般恶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