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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的供状》与周扬、冯雪峰交恶

作者：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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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原和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的工作人员对这些疑问进行了几年的“追索探讨、调查研究，其间得到不少学者、革命前辈以至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指导，最终得出了‘歌特’是张闻天化名的结论”。
　　在程中原等人的考察过程中，他访问了30年代的一些老前辈，夏衍是其中之一。夏衍接到文章的复印件后，认为文章“是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见”，“应该说是党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开始摆脱极‘左’路线的重要标志”。但是，他断定自己当年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当然更不能断定“歌特”是谁。夏老对程中原等人说：
　　更使人不解的是，经过查询，当时担任“文总”书记的阳翰笙，“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和“文委”成员的我，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些文章。而且，当时领导文化工作的瞿秋白除了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间曾和我谈起过统一战线和反对“左”倾空谈的问题，同时“左联”和其他各联的工作作风在“一二八”以后也开始了一些改变，但据我回忆，秋白从来没有在“文委”提起过这两篇文章。
　　因此，夏衍开始认为，“歌特”可能是瞿秋白的笔名，但是，当夏老查阅了有关文献后，否定了自己的结论。针对有人提出“歌特”可能是冯雪峰的笔名的说法，夏衍坚决予以否定。他说：
　　这肯定是不对的。事实证明，冯雪峰是读过这两篇文章的。因为如前所说，“歌特”是文章删改后又用“科德”的笔名发表在《世界文化》上，而当时冯雪峰是《世界文化》的编委之一。后来，他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即“两个口号”的论争平息下来的时候)又曾用吕克玉的笔名发表过一篇题名为《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其中说道：“在三年前，有一位‘科德’先生曾说过，我们对于作家应当爱护……我认为，如有些人对于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的态度，都不是我们的好榜样”。在此，使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他当时不把这两篇文章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传达?那恐怕也只能由党史研究专家来考证研究了。(因为一九八一年文献研究室发现了“歌特”的文章之后，为了弄清“歌特”是谁的问题，立即向当时在上海与临时中央和“文委”方面有关系的同志，从杨尚昆同志起到周扬、阳翰笙和我，逐个进行了询问，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夏衍的困惑，却给了程中原一个思路：“歌特”的文章发表后，当时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因此，程在完成了《“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这篇严谨缜密、令人信服的文章后，继续探讨张闻天的文章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这种探讨体现在《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一书中。
　　程中原发现，在张闻天的文章发表后，冯雪峰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来阐发张闻天的观点，第一篇是与瞿秋白商量由瞿秋白代为起草的《并非浪费的争论》(署名“洛扬”，写于11月10日)；第二篇是《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署名“丹仁”，写于11月26日。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1933年1月《现代》第二卷第三期上)。研究了冯雪峰的文章后，程中原说：
　　两篇文章完全改变了一九三二年六月发表的《“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那种措词激烈与视为敌我的调子。《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第一部分就是重新表态，说明“对于一般作家，我们要携手”，并要纠正个别同志“指友为敌”的错误。对于苏汶等人，文章说，“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认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我们就应当建立起友人的关系来。”对于左翼批评家的错误，也在文中作了坦率、诚恳的检讨：“我们要承认所有非无产阶级的文学，未必都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学的苏汶先生的话是对的；而且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因为在我们的面前，有着小资产阶级文学以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存在。”
　　程中原将冯雪峰的文章与张闻天的文章相对照，认为冯雪峰的文章是读了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接受党内领导人批评以后写的。而且，治学严谨的程中原还为此走访了冯雪峰的好朋友陈早春。据陈转述冯雪峰的回忆，冯写这篇文章，“是同张闻天商量过，并经张闻天看过同意后才发表的”。
　　虽然程中原并没有解决夏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冯雪峰没有将张闻天的指示向周扬、夏衍等人传达，但是，他所梳理的历史脉络却大致让我们明白了冯雪峰态度转变的过程：开始是与周扬等人一样，同仇敌忾地对待胡秋原和苏汶，后来得到张闻天的指示后，迅速转变态度，不再采取敌对的方式，而冯的这一转变周扬却不知道，继续发表“辱骂和恐吓”的长诗。这就难怪冯雪峰要把这首长诗提高到“违反党的政策”的高度来认识了。
　　周扬“完全不接受”的理由
　　从程中原对张闻天文章考察过程来看，在张闻天那里了解到党的政策的冯雪峰，并没有向周扬等人传达，而只是下命令让周扬执行。因此，周扬有充足的理由“完全不接受”并与冯雪峰“争吵”。
　　如果还原历史场景的话，周扬在与冯雪峰的“争吵”中至少有这样几个理由可以使他振振有词：
　　第一，当年的“左联”，虽然在名义上是一个文艺团体，但同时又被视为“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群众团体”，因此，“左联”在“组织上所犯关门主义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当时，大多数革命作家是从政治斗争的立场来判断一个人或一部作品的、而判断的标准则是“非此即彼”的方式：要么是革命者，要么是反革命者；而革命的原则则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这样的标准和原则，在我们党已经正确地处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今天来看，其所具有的“左”的关门主义色彩以及忽视艺术规律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当时遭受国民党当局压迫的大形势下，在当时“以俄为师”的背景下，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左”的政策的烙印下——这种烙印则是历史的必然，“左联”这样的决议，也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从当时敌我对垒的形势看，一些“左联”革命作家(当然包括周扬在内)把胡秋原视为革命的反动者甚至是“汉奸”，自有其合乎当时历史形势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芸生发表一首长诗对其进行“辱骂和恐吓”，即使语言粗俗了一些，但与当时敌我对垒的斗争形势并不相悖。你冯雪峰的文章《“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不是也有“辱骂”的内容吗?这如何能谈到是“完全违背党的政策”的?想来周扬怎么也不明白，冯雪峰竟然会认为是“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
　　第二，从当时党的政策——具体到“左联”的决议——来说，这首长诗与决议所要求的“理论斗争和批评”的原则也是相一致的。这里只要引用“左联”执行委员会在1931年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对“理论斗争和批评”的精神，即可说明问题。这个决议中的第二项说：
　　在现在这个文学文化上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必须是冲头阵的最前线的战士。对于敌人，他是进攻的冲锋者，对于自己的同志和群众，是指挥者，又是组织者。
　　在敌人的文艺领域，不仅只注意到民族主义文学和新月派等就够，还必须注意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反动的现象和集团，也必须注意到那在各种遮掩下——“左”或灰色遮掩下的反动性和阴谋性。但是，不用说，对于进步的作家，有好的倾向的作家以及开始动摇而有倾向到革命方面来的可能的作家，及一般广大的革命化或开始革命化的青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斗争和批评却应尽领导和组织的责任。
　　在这里，决议要求，作为“冲头阵的最前线的战士”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在反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必须是“进攻的冲锋者”。如果明白战士在战场上对敌对者只考虑厮杀而不考虑厮杀的方式的道理，对芸生对胡秋原的“辱骂和恐吓”的长诗，自然是可以容忍和理解的。因而，可以想见的是，当冯雪峰告诉周扬这是“完全违背党的政策”时，周扬自然不能接受。
　　还需要提到的是，在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发表后，一些“左联”作家写出了公开批评鲁迅的文章。
　　一个多月后，1933年2月3日出版的《现代文化》1卷2期上，发表了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等4人联名的文章：《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文章对鲁迅的主要观点逐条进行辩驳。认为：“芸生的诗基本立场是正确的”，“鲁迅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鲁迅先生说‘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担笔制生死’的话，显然是把普洛文化运动的任务估计过低，把我们诗人与斗争实践分离，这是极危险的右倾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无形中已对敌人赔笑脸三鞠躬了。”
　　——些研究者在追述鲁迅与周扬矛盾的由来时，把首甲等人文章的发表，归结于周扬的作用。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没有可依凭的事实根据。周扬在1933年5月才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首甲等人的文章发表时，周扬还只是“左联”的一名常委，他显然没有能够策动“左联”的一些人写文章驳斥鲁迅的能量。由此说来，首甲、郭冰若等人恐怕同周扬、夏衍等人一样，既没有得到冯雪峰所传达的党的指示，也没有读到张闻天的文章，对党的指示并不了解。否则，就不会仍以前述的“左”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对待胡秋原和苏汶，专门写文章驳斥鲁迅。
　　后来谈到与冯雪峰交恶时，周扬总是在检讨自己，说自己“那时候二十几岁，确实也不懂事”，有的只是“革命工作的热情”。的确，二十几岁的人在热情之外，还有的是血气方刚。可以想见的是，蒙在鼓里的周扬对于来自冯雪峰的指责，也就有了本能的解释。冯雪峰虽然比周扬年长几岁，但鲁迅称之为的“浙东人的老脾气”也是不饶人的。于是，两人之间因为这首长诗的争论也就结下了“梁子”。这“梁子”后来因为“两个口号”论争而雪上加霜，以至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75年11月初周扬去看望冯雪峰，“相逢一笑泯恩仇”，才得以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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