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汉奸的供状》与周扬、冯雪峰交恶

作者：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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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圈内的人都知道，周扬与冯雪峰的交往很有戏剧性：30年代在上海结怨，持续40年才握手言和。他们的交恶是因为长诗《汉奸的供状》的发表。周扬在1976年回忆说：
　　一九三二年，冯雪峰任“文委”书记，我是“文委”成员之一。我们曾因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关系弄得不好。我因在我所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刊登了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而和冯雪峰发生了争吵。“芸生”是当时共青团的一个负责干部名为丘九的化名，……自从这次争吵之后，我和冯雪峰之间就不大好了。
　　冯雪峰后来回忆说：
　　1932年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上，发表了长诗《汉奸的供状》，作者署名“芸生”。我看到了，认为这是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很不高兴。因我当时是文委书记，即去找编者，提出我的看法，并建议他在下期《文学月报》上有公开纠正的表示，他完全不同意，于是争吵起来。当天我恰好到瞿秋白处去，也就同他谈起，他也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应该公开纠正。晚上我特别跑去同鲁迅谈，鲁迅翻看了一下那长诗后认为是流氓作风，自己先公开纠正一下是好的，争取主动。我于是就同他商量，请他出面代表左联说话。他说：“由我来写一点也可以，不过还是用个人名义好。”结果就写下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一篇文章。
　　至于争吵的原因，虽然两人的回忆都语焉不详，但大致还是能看出来的：冯雪峰把这首诗提高到“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高度来认识，显然不为周扬所接受。至于冯雪峰为什么要对一首诗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编者”周扬为什么“完全不同意”冯雪峰的意见?则没有答案。解答这两个问题，或许可以找到周、冯二人因此文交恶的原因。
　　左翼作家对“第三种人”的反击
　　与《汉奸的供状》的发表
　　芸生的长诗发表在1932年11月出版的《文学 月报》1卷4号上。这首诗鞭挞的对象是“汉奸”胡秋 原，因而诗中出现了辱骂、恐吓的语言。诸如“穿着 江北苦力的衣裳——倒也像，只是皮肤白一点 ……你这汉奸——真是混账——当心，你的脑袋 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之类的话。
　　芸生为什么要把胡秋原视为“汉奸”?这涉及 到30年代一场著名的关于“第三种人”和“自由人” 的文学争论。
　　1931年前后，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指使下，国民党的一些御用文人发起了一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亮出了反共、反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对革命文化进行疯狂的“围剿”。“左联”在鲁迅、瞿秋白和冯雪峰的领导下，对这场反革命“围剿”进行了猛烈的还击。这时，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开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年12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一文，挑起了这场争论。胡在文章中摘引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自称是遵循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现，在批评“民族主义文学”的同时，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行攻击。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做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说左翼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邮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这种观点，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
　　在“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则站出来为“自由人”辩护。苏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表面上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一边，批评“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苏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说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当这些攻击遭到批驳时，他又发表《“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两文，与“自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现今的学者回过头来再看多年以前的胡秋原、苏汶的言论，至少是比较容忍了。有的甚至认为，他们二人的言论没有什么错误。这当然是从现今比较和平的环境出发，平静地探讨学术问题的口吻。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言论对左翼文学却是具有破坏性的。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革命作家，都撰文给予严正的批判。
　　在这场论争的初期，瞿秋白、冯雪峰和周扬等人的观点都是一致的，都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将胡秋原、苏汶等人的观点视为非无产阶级的观点，视为敌人来进行批判和打击的。冯雪峰先后发表《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和《“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两篇文章，对胡秋原等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在《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的文章里(笔名“洛扬”)，冯雪峰认为：
　　胡秋原曾以“自由人”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文学的名义，暗暗地实行了反普罗革命文学的任务；现在他是进一步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的赝品”的名义，以“清算再批判”的取消派的立场，公开地向普罗文学运动发动进攻。他的真面目完全暴露了，他嘴里不但喊着“我是自由人”，“我不是统治阶级的走狗”，并且还喊着“马克思主义”，甚至还喊着“列宁主义”，然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真正显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真面目!
　　周扬在《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中，认为胡秋原、苏汶是反对普罗文学的“资产阶级文学”观：
　　苏汶先生假使想替文学“留着一线残存的生机”，他就应该明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文学才能毫无障碍地、蓬勃地生长，只有投身在无产阶级的斗争里面，一个作家才能毫无遗憾地展开他的天才。但是，苏汶先生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他只“死保住文学”，“叫人不要碰”。叫谁不要碰呢?自然不是叫资产阶级不要碰，因为他所“死保住”的就是资产阶级文学。
　　冯雪峰、周扬对待胡秋原、苏汶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都是根据中共中央“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的欺骗宣传是革命中最危险的东西”的告诫，对胡、苏等人视为敌人进行打击的。
　　作为“共青团的一个负责干部”的芸生，自然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投入这场争论的，他所写的“辱骂和恐吓”的长诗，只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比较过激的行为而已。
　　说芸生只是“比较过激的行为而已”，并不是为其开脱。如果有人有兴趣来总结30年代文风的话，冷嘲热讽及谩骂肯定是比较突出的一种。翻看一下在那个时代左翼作家所写的文章，像这样含有辱骂和恐吓意味的文笔并不少见——即使在鲁迅的行文中也不难发现。丘九的长诗夹杂着的对当年文风的一种承接。因此，即使这首长诗辱骂和恐吓的味道严重了一些，的确有鲁迅“所指出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在周扬和大多数“左联”人士看来，既然胡秋原、苏汶之流攻击革命文学，那自然是革命文学的对立派了，“辱骂和恐吓”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长诗就这样发表了。
　　可是，周扬不知道的是，开始与他站在一起，同仇敌忾地反击“第三种人”对左翼文学攻击的冯雪峰，此时态度却有了转变：不再把苏汶之类的人视为敌我，而是作为可以联合起来的“友人”了。正是这种转变，使冯把这首长诗提到“违背党的策略的”高度来认识了。
　　冯雪峰何以转变
　　冯雪峰何以有这样的转变?在周扬和冯雪峰后来的回忆中都没有答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史研究者也不知其详。直到去年我读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程中原对“歌特”几篇文章的研究成果，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1981年10月，程中原在中央档案馆查档案时，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等3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写于1932年10月31 日，最初发表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的机关报《斗 争》第30期上，出版时间为1932年11月3日。该文后 经删节，又以“科德”的署名，在1933年1月15日出 版的文总机关刊物《世界文化》上发表。
　　通读全文，程中原惊喜地发现，这篇文章是在左翼作家与胡秋原、苏汶论战时期写下的。文章虽然写到了这次论战的情况，但主要是针对革命作家在与胡秋原、苏汶等论战中的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提出了批评”，并“突出地批评了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并具体分析了文艺战线关门主义的两种主要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存在。这种批评恰恰是论战中瞿秋白、冯雪峰、周扬反击的主要观点。“歌特”写道：
　　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以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
　　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
　　在“歌特”看来，中共要在当时文艺界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其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认识这些中间势力并正确对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几个领导同志”否认“第三种人”、甚至把他们当做敌人来打击，“是非常错误的极左观点”。“歌特”认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文学之外，显然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基于这样的分析，他提醒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人说：“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属于这类文学的范围)。”并认为这类作品“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都有极大的革命作用”。从这种估计和认识出发，“歌特”警告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爱护”他们，“鼓励与赞扬”他们的革命方面，指出他们的一切弱点，“使他们在我们的具体指示之下(决不是谩骂!)走向革命斗争”。
　　这里，“歌特”明确指出了不能采取“谩骂”的方式对待与左翼作家争论的人的问题。
　　“歌特”批评“左”的关门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在理论方面。文章写道：
　　这种“左”的关门主义，第二，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这种观点，显然把文学的范围大大的缩小了，显然大大的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歌特”详细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些论述，既肯定了左翼文学批评家对“第三种人”错误理论所作批评的正确方面，又指出了他们的不足和偏颇，从正确认识文艺特性的角度，全面阐述了在“文艺自由”问题上党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应采取的态度。
　　这个对当时的文艺情况很熟悉、代表党阐述文艺政策的“歌特”是谁?文章的影响怎样?如何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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