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文革时期的“特殊”教育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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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母亲早早起来为我做饭，装上满满一饭盒高梁米饭，和一饭盒漂着几点油腥的炖菜，这是我学工劳动期间的午饭。走在路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也是一个穿着粗布夹克式蓝工作服的“准工人”了，尽管我的“32龄”只有短短的几个月。
玻璃制品厂主要生产保温瓶内胆，加热后的玻璃原料变成金黄色的晶体，软软地如同一块老皮糖，吹泡车间的工人们能熟练地将它吹成各种形状。在焊接车间，工人们将内胆和外胆焊接起来，切割掉多余的瓶口。这道工序有一定的危险，在切割瓶口过程中，灼热、的碎玻璃经常进到脸上，工人们都配发了眼镜，以防止碎玻璃迸进眼睛。而我们则没有这个待遇。因此，我在焊接车间劳动时，经常被碎玻璃灼伤，每天都在提心吊胆，担心碎玻璃进到眼睛里。
所有工序都是流水作业，通过长长的传送带，将全厂的劳动分工组合到一起。我干得最久的一项工作，是将半成品的保温瓶内胆，从一条传送带转换到另一条传送带上。源源不断的瓶胆，像淌出的小河，我必须准确而熟练地把它们抓起来，然后迅速地放到另一条传送带上，如同机器人一般。稍一迟缓，瓶胆就掉到地上摔个粉碎。换句话说，这道工序是一刻也不能离开人的。
我每天坐在板凳上，机械地重复着永远不变的动作，任凭身边嘈杂的机器声汇成一片交响乐，心情茫然得像一团乱蓬蓬的野草，无非是一天一天地耗时间，整天地胡思乱想。有时也为这些终日劳作、挣一点有限的工资养家煳口的工人们叹息：这些工人师傅，真是太辛苦了。时间一久，我有了一个发现，传送带上有一处用铆钉固定的接口，它转动一圈刚好一小时，这样计算时间，只要它转动4圈，就到了午休时间。于是，我每天就在心里数着盼着那接口出现的时刻，它给我带来的枯燥、无奈、劳累和欣喜；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
这个时期，学生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分，每天成帮结伙地在一处嘻笑打闹，有的混迹于社会闲散人员之中，唱“黄色歌曲”(被官方禁止传唱的电影插曲等)，聚众斗殴。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非但没有使学生们受到教育和约束，反而使这种无政府状态迅速蔓延，理想、前途、命运，似乎都不是我们所能考虑和把握的事情了。
这一点，工宜队的刘师傅深感忧虑，他曾多次和陈老师进行家访，对学生们进行必要的“挽救”，以免更多的学生走“下坡路”。当他见到我常在东北人大校园的树林里，和一群青年舞枪弄棒，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不叫我和那些社会青年交往，把我当成了“挽救”对象。
这一时期，城市里的初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已超过5届，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不是学校和军、工宣队能够解决的，对我们这些处在动荡年代的学生们来说，工人师傅们的“说教”，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没有丝毫的约束力了。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1970年，全国掀起了一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即“一打三反”)的运动，这是继“清理阶级队伍”之后的又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共中央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在“左”的思想下，这场运动是依据1967年公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来实行的。其中的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这条规定实际上被扩展到“攻击”林彪、江青、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全体成员，都要被当成“反革命”而治罪。大批的冤假错案，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制造出来的。
据当年一位参加侦破“反标”案件的办案人员1970年5月26日的记录，长春市南关区从1967年4月]8口算起，到1970年5月，共发生“反标”案704起。其中1967年130起，1968年252起，1969年257起，1970年1至5月65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一打三反”的1970年，由于加大了打击的力度，趋势有所减弱。这些“反标”的内容多半是污损有关领袖人物的文字和图像，或在上面打叉，书写匿名信等。截至1970年5月，共破获266起，成年人书写反标者19起；青少年232起，对象不清15起。办案人员得出结论，青少年作案在90％以上，看来对青少年的教育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这年春天，学校组织学生们参加了多次批斗会，给学生们打政治“预防针”。在春城剧场，批斗了一个“叛国投敌”的青年学生，那个学生在台上弯腰低头，由早已组织好的学生对他进行批判。我听明白了他的罪状，大抵是读了古今中外“所谓”名著200多部，这些都是“封、资、修”的黑货，是极端反动的东西。在“文革”中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对人说，不去读，怎么知道它是毒草，不知道是毒草怎么进行批判。最后，由于他“中毒”太深，不可救药，终于“叛国投修”跑到了朝鲜，又被遣送回来。要知道，在“文革”中，有两项罪名的惩罚是最重的，一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即“恶攻罪”)，二是“叛国投敌”罪，无论你逃到哪一国，都会被当做国家和革命的叛徒而受到严惩。这个青年学生最后被军管人员押出会场，投入了监狱。
不久，班里给学生们发了一个小册子，名称叫做《李剑峰反动日记摘抄》。这是长春市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典型材料，标志着一场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战役拉开了帷幕。
李剑峰是长春市搪瓷厂的工人，那年26岁，是个不甘寂寞的青年。从那个小册子里，我对他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还萌发了一种不可告人的敬慕之情。李剑峰称得上一个有志向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词曲赋，因此，他在“文革”政治气候异常恶劣的情况下，还大着胆子多次给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写信，索要《汉语音韵学》和《汉语诗律学》等专著。此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王力先生正在接受“监督改造”。王力先生给这个无所畏惧的青年回了一封短信，称现在正“老老实实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并婉拒了李的请求，其本意啤是避免祸及他人吧。然而这几次书信往来，最终落到了“群众专政”组织的手里；于是顺藤摸瓜，把李剑峰“揪”了出来，又抄出了他的“反动”日记，这可是撞到枪口上的猎物，在“一打三反”的形势下，李剑峰大概要在劫难逃了。
那几天，我总在不停地翻看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一个青年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理想和追求，苦闷与狂妄，压抑和宜泄，希望与失望，都被上纲上线，成了反动思想的大暴露。
他羡慕“玲珑剔透之学者，潇洒飘逸之诗人，继往开来之史家”；他慨叹“几年的临时工生活，将自己铸成了一块废料”；他憧憬“春风吹起鸿鹄志，沧海云帆有来人…。他还以青松自喻：“参天青松，傲屹人间，笑视桃李，冷讽春蝶，满腹纹材，尚成栋梁。宁做青松如故，不为桃李折腰”。
当然，他还有一些青年人的苦闷、狂妄和困惑，与现实似乎格格不入，于是就把它写到日记里，其中有对国际形势近乎幼稚的断言，称中美苏三足鼎立为“新三国之事”。还在一首《雪夜街行》的词中抒发自己的苦闷心情，写道：“忆昔少岁，卧薪尝胆，万卷指鹏程。怎堪回想，宏图壮志，雪片飘摇已去，寒窗灯火，半生潦倒，一梦南柯方悟，笑红尘，争权夺利，鸦吻朽木。”这首词被上纲为追捧成名成家的思想，污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是“争权夺利，鸦吻朽木”，这是他中“封、资、修”流毒太深的必然反映，说了“阶级敌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