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文革时期的“特殊”教育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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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在当时看到李剑峰的日记，我只是感到因日记获罪真是过于残酷，那些内心的独白虽然还欠成熟，但绝对够不上“反动”。在那个知识贫乏的年代，我第一次从“反面”接触到一个文学青年在黑暗中的摸索和挣扎，也第一次对古典诗词和写作发生了兴趣，这大概也是中了“封、资、修”流毒的缘故吧。几天以后，我在人民广场的宣传栏上，见到了李剑峰的两篇文章《说一句半》和《哈哈哈》，李对自己，的“反动罪行”没有丝毫的悔改之意，反而用近似调侃的口吻来为自己辩白，如同哪吒闹海一样的轻狂。并且很敏锐地感觉到，他已经成为“桑伟川第二”了。桑伟川是上海煤气公司一名技术员，因在《文汇报》上撰文为《上海的早晨》翻案，结果惹怒了张春桥一伙，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新闻媒体的口诛笔伐，290多次的批斗，关押7年之久。我心里佩服李剑峰的胆识，同时也暗暗为他的处境担心。他的“反动日记摘抄”，我抄到了日记本里，故能保留至今。
直到30余年之后，我在与同事的闲谈之中，才意外地得知李剑峰后来的情形。在恢复高考后，李剑峰上了大学，与我的同事同班。据说王力先生仍然记得他的名字，感念他的勇气和才华，收李剑峰为自己的研究生。如今算起来，李剑峰已是六十有一的年纪了，不知他在回首这段往事时，会有何种感想。
“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深入，为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对阶级敌人起到震慑作用，长春公安机关军管会从重从快处决了数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每次公判大会之后，都要将犯罪分子们游街示众，由宣传车开道，绕城一周。将要执行枪决的罪犯被五花大绑，身后插着“招子”，由解放军执法队押解着，然后送到刑场处决。
一天，又听到了广播车的喇叭声音，由几十辆车组成的车队由北向南驶来，前面3辆车上分别押着3名“大同党”首犯，最前面的被处以极刑。第二辆车上的叫做夏清鉴，20岁，判了死缓。第三辆车上的叫徐新堂，18岁，被判了无期。我不知道“大同党”为何种组织，这几个岁数不大的青年有什么力量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但从当时的宜传材料上看，他们是一伙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动党团，是以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标的，理所当然要成为“阶级敌人”，重点打击对象。总之，与国民党反动派差不多，是我们这样的社会制度所不能容忍的。到80年代我又听说，在“公安六条”的指导下，双阳县“大同党”案件牵涉了许多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冤假错案(见《长春市志·公安志》)。
不久后，学校组织我们到“黑嘴子”刑场去看处决罪犯。以政治老师的话说，就是给学生们上一堂“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育课”。黑嘴子刑场位于长春市南郊，刑场的东南两面是坡地，连着一面开阔地带。我和几个同学赶到那里时，坡地上已站满了人，像我们一样的青年学生很多，大概都是前来接受“教育”的。一些人在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着什么，眼睛都瞪得大大的，神经很是紧张的样子。看得出来，他们中有人认得今天要被处决的某个死刑犯，但他们不会是死刑犯的直系亲属，因为直系亲属是不会被允许到现场来的，而多数亲属首先考虑的，就是与这些“罪有应得”的罪犯划清界线。
足足等待了两个多小时，约近中午时分，远处传来广播车的声音，几十辆解放牌汽车组成的车队由远及近，驶进了刑场，人群里一阵躁动，向远处张望。
押解死刑犯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全副武装，有几辆解放牌汽车的顶部还架起了机枪，一是对“阶级敌人”起到震慑作用，二是防止有人前来“劫法场”。在此两年前，长春市对杀人抢劫集团首犯纪鸿卿等人判处死刑以后，纪鸿卿在汽车厂的造反派组织曾策划了劫法场的行动，后来，不得不易地执行枪决。
这一次被执行枪决的罪犯是11人，多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或“反动的会道门首犯”。其中有一名罪犯几年前被判死缓，因在狱中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这次被枪决。
这时，广播喇叭开始发出指令，声音高亢，撼人心魄，以至于35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记住喇叭里传来的每一句话：“执法组注意，现将现行反革命犯XXX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为了强化“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心理攻势，对这11名罪犯的枪决，是逐个进行的。
两名解放军战士一左一右，架起反剪双臂的罪犯，前行约20米，然后将罪犯按跪在地上。跟在罪犯身后的解放军战士，端着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抵在罪犯的后脑上，听到一声脆响，罪犯头顶闪出一团血色，应声倒地。
这20米，就是罪犯们的生命尽头，转瞬之间，已隔阴阳两界。78岁的“五台山道首”赵羡久，几乎是被拖到行刑地点的，由于没有裤腰带，裤子掉到腿弯处，露着白色的裤头，十分狼狈。判决材料上讲，他在东北沦陷时期就是五台山道的道首，解放后，继续传道，发展道徒，奸污妇女，勒索民财，被判过徒刑。“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勾结另一个道首赵魁选等人，恢复五台山道，散布反动言论，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道徒2500多人。赵羡久、赵魁选等道首被判处死刑，这次一块被枪毙了。
那些被处决的罪犯，很少有人为他们收尸，多数被市内的几家医院拉走。我和同学们在上学的路上，就曾爬上医大基础楼一层的窗户，看到被用来做解剖的罪犯的尸体，上面挂着一块写有名字的小木牌。
往事如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曾经反复推敲和思考了这个命题。在今天，特殊教育大抵是指对身体有残疾的学生所从事的教育吧，我不知道是否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但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教育，是抱着“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目的来进行的，在大讲“阶级斗争”的政治条件下，试图对青年学生们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领悟到了什么呢?它对一代人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如何看待那场全民性的运动，并引以为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