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日据时期的台湾反“皇民化”运动
作者：钟兆云
字体： 【大 中 小】
“皇民化运动”难以开花结果
与“皇民化运动”步骤相一致的是，殖民当局加紧了欺骗性的宣传，以混淆视听。
《台湾日日新报》说，在中国军队的挑衅、阻挠及中国人民“侮日、抗日”的行为下，日本不得不出兵，“中国贫穷落后，日本系为了拯救中国、保卫东亚的和平而战。而东亚一方面有英美势力插足，一方面苏俄从北边到中国大陆，若无日本出面，就没有别的力量可反制它。日本打中国，一方面也是‘防共’”。该报还经常发“号外”、加印以战争照片为主的版面，如持枪在战马之上的日军骑兵，战地的营房、军士，与中国人谈判的日军将领等，极尽煽惑之能事。此外，还肆意对中国国民政府进行诋毁与丑化。如在１９３８年元旦出版贺年漫画专刊，其中“中国战区最高领袖”蒋介石被画成瘦巴巴的，成了一只狐狸形象，靠着后头的胖老虎，寓意“狐假虎威”。而曾赴美争取支持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更在四格漫画中，被丑化为口口声声为了祖国做事、实际却向外国人买破飞机赚取差额以中饱私囊的人。
殖民当局的电台每天都要播大陆的战况，重要的战果均以“大本营发表”为号召，先用军乐演奏促人注意，再播“捷报”。
与报纸、电台相仿，宣传影片也走进了街头巷尾，仅１９４０年，殖民当局就拍制了一批大量关于卢沟桥、“八一三”事变和占领南京的纪录片。一部叫《膺惩（严惩）的圣战》的影片，内容是日方出兵是因为在卢沟桥上，中国人对其“非法射击”，日军一忍再忍，要求中国军队遵守停战协定，但中国片面毁约，于是皇军决定“严惩”中国，不一会儿工夫即占领了宛平等地。画面中，化为废墟的宛平县城、高举白旗的二十九军部队（标题：中国军见苗头不对而溃逃）、光荣入北平城的皇军……在日本人的宣传影片中，日本军无论酣战多久，画面中出现的永远是服装整齐、神态自若、将官指挥若定的样子，日军既拥有强大火力，又英气焕发，掳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总之日军形象是英勇、美好的；反之，中国兵则是无能的，老打败仗的；日军进城时，各国侨民及中国市民是“感激至极，留下欢喜的眼泪”。
对于日军攻掠南京、滥杀３０万无辜市民的景况，影片一个画面也没有，仅以“指挥官劝降，要求中方在中午以前回答”，接着是“南京光华门上日军军旗飘扬”。这类的影片对当时台湾民众的影响如何？一位叫李秀的台湾人回忆说，她念小学时曾看过这样的影片，“大家都对日军的英勇十分佩服”，对中国兵的无能也印象深刻。她还记得，当时在学校常玩两军打仗的游戏，输的人常被称“支那兵”，意思是没用的人。而台湾小说家钟肇政的小说《怒涛》中讲到当时台籍少女对日籍军官的钦慕，自然与这样的宣传有关系。
殖民当局除仰赖这些手中掌控的媒体教化“皇民”，还建起了所谓的民间动员系统，以乡里保正、保甲书记、街庄役场员（乡镇公所办事员）等为其政令宣导员。他们的家中，除日文报纸、收音机外，还会有《皇民时局教典》等宣传品。《皇民时局教典》是有关战争问题“答客问”的宣传小册，其中许多问题及回答，颇堪玩味。举例如下：
问题一：“蒋介石是何许人？”
答案：“遭英美蒙骗、背叛‘友好’日本，窜逃至重庆的‘老’中国将军。”
问题二：“汪兆铭（汪精卫）是何许人？”
答案：“他是新国民政府的主席，‘支那事变’发生后，他即悟出蒋介石抗日之不可行，随即溜出重庆……率领中国四亿人民，协助日本，致力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为了让台湾新一代憎恨蒋介石，有一年开小学运动会，日本人在操场跑道前摆了两个大水缸，一写着蒋介石，一写着宋美龄，让学生们以石头当飞镖乱射。
这些宣传，台湾民众是信，还是不信？当时曾担任小学老师的方坤邕指出：许多台湾人心知肚明，有时在学校，几个台籍老师还私下会嘀咕：“中国即使落后腐败，干日本人何事？”他们不仅怀疑日本出兵的动机，对宣传的英勇战绩，也非全然相信。
但日本人的欺骗宣传确实起到了毒化台民的作用，以致中国国民“九一八”、“一·二八”及“卢沟桥事变”后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在他们看来却不过是遥远的“满洲、上海”及日人所称的“支那事变”，是“相隔千里以外的战场”。南京大屠杀，他们不知道日军杀害３０万平民的残暴；相反的，他们还提着灯笼上街游行，“吃红豆包子庆祝捷报”。
一部分深受“皇民化运动”影响的台人，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当一部分台籍青年征召入日本军队时，面对识大体者的责问：“同为中国人，两军作战，向祖国开火，心中难道没有矛盾与挣扎？”他们却回答说：“‘代天打不义’，我们教唱的军歌就是这样说的。”其中毒之深，可见一斑。
但更多的台民却是“出污泥而不染”。台南东石郡朴子街小学教师李钦明及其弟李启明，组织成立“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经常召开会议，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号召台胞“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他们还进行各种准备，派人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战，准备迎接祖国军队来台湾进行收复。是年５月事泄，李氏兄弟及抗日志士颜老千、林春等被捕，押送台南法院审理，被判刑８～１２年不等。后来，李氏兄弟等多人惨死狱中，李钦明慨然录唐诗一首以明志：“胜败兵家不可期，含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豪杰，卷土重来未可知。”
诗文留香，昭示着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这些抗日诗文中，还有必要提及一位台民给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的信，其中写道：“我们如一群受牢住的小鸟，被拘在这暗无天日的网罗中，不能以武力来自卫，日本军阀压制我们，使我们缺牙断爪，失去自卫能力，而敌人之无道与毒辣，又是那样可恨和可怕，我们在痛苦中无日不在淬砺精神抵御强盗，我们惟一的武器就是不灭的民族精神。”
经过日本殖民统治的吴三连曾回忆说：“所有的台湾人都认为大陆是我们的祖国，当我年轻时，南部乡下所有父老前辈，他们惟一的希望还是期盼能够早一天回到祖国，去拜拜祖先，看看亲戚朋友，这是所有来到台湾居住的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正是这种“不灭的民族精神”，“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并使之最终从根本上以失败告终。
“皇民化”时期的文化
小林跻造１９４０年１１月离职、长谷川清继任台湾总督后，继续大张旗鼓地推行“皇民化运动”。此时日本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并组织了以推进法西斯民众运动的“大政翼赞会”。各殖民地先后成立类似组织，台湾总督府于次年４月成立“皇民奉公会”，与遍设城区村落的“挺身奉公队”等居民组织一道，灌输学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试图把台湾人迅速彻底地改造成日本人。
“皇民奉公会”专门收拢了一批汉奸，专为日本暴政作伥，“以身作则”，鼓动台民改用日本名，成为真正的“皇民”。该会头目之一林呈禄便因此改名林（Ｈａｙａｓｈｉ）贞六，黄妈典改名广田正典，戴炎辉改名田井辉雄。
史家把“皇民化运动”分为两个时期，以小林跻造在位的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０年为“皇民化运动”前期，称“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着重于“国民精神动员”；以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５年为后期，称“皇民奉公运动”时期，其目标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显示“国体”，彻底灌输“皇民精神”，使６００万台湾人民为日本尽忠，“实践举岛一致的臣道”。
多年的“皇民化运动”，如散布开来的毒气，让一部分台湾青年迷惘，他们在祖传的祠堂铺上了榻榻米，把祖先的姓氏改成日本姓氏，为戴上“皇民”的帽子而兴奋异常。“莎勇之钟”与“国歌少年”两个颇为流传的故事，被殖民当局树为“日本教育成功”的样板。这样的一个“教育成功”时至今日，成为台湾每每批评为“日本情结”的源头，台湾意识畸变为时下的“台独”意识，正是日本“皇民化”的恶果。完全可以这样说，现在闹得最厉害的“台独”分子，正是日据时代的顺民或者“恋日”人士，他们是试图分裂祖国的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