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日据时期的台湾反“皇民化”运动
作者：钟兆云
字体： 【大 中 小】
“莎勇之钟”讲的是，台湾利有亨社泰雅族少女莎勇，为了帮出征的日本老师搬行李而遇难。台湾总督长谷川清为表扬莎勇的事迹，特别颁赠一只钟给利有亨社做纪念。这只钟后来就被称做“莎勇之钟”。“国歌少年”讲的是１９２４年生于新竹州苗栗郡公馆庄的詹德坤，这个“爱国”的小孩，临死前都不忘唱日本的国歌《君之代》。后来这故事成了当时公学校课本中的一篇课文。殖民当局还通过拍摄电影等方式，推出了许多与两故事相关的活动，借以强化两个故事的“正当性”。
１９４０年，日本作家西川满等人在殖民当局的支持下，组织了台湾文艺家协会，发行《文艺台湾》，提倡以日文写作的皇民文学。殖民当局成立“皇民奉公会”后，在台的日本作家趋之若鹜，陆续设置“皇民奉公会文化部”、“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以“作家自主性的亲睦团体”的名义，诱迫台湾作家穿上奴化的新衣，为殖民者卖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台湾文艺家协会自动解散，其成员组成“台湾文学奉公会”，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互为表里，从事“皇民文学”的活动。
１９４２到１９４３年，日本先后两次在东京召开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１９４３年，台湾文学奉公会主办“台湾决战文学会议”，讨论所谓台湾“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通过了西川满要求把台湾文学纳入“战斗配置”的建议，并将《文艺台湾》与《台湾文学》合并，发行台湾文学奉公会的机关杂志《台湾文艺》。此后，应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的要求，台日作家分别被派到各地工矿、农村和兵营参观，以其见闻写成所谓的“决战小说”，欺骗台湾同胞，为侵略战争打气。
虽然１９４０年以后的台湾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和摧残，特别是所谓的“皇民文学”、“决战文学”，更是一股逆流。但这股逆流并没能真正动摇多数台湾作家的民族感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摧毁台湾新文学的反帝反殖的战斗精神。这阶段，尽管有些台湾作家动摇，有人甚至接受“招安”归降，但也有许多作家做着尽可能的抵抗，有的甚至进行了坚忍不拔的斗争，痛斥贪图私欲而数典忘祖者的卑鄙无耻，用曲笔批判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皇民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台湾新文学仍然在艰难中发展。
继著名反日爱国文学赖和、杨逵等人之后，这时期台湾新文学出现了又一位重要代表作家吴浊流。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５年，吴浊流冒着危险，秘密写作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和短篇小说《先生妈》、《陈大人》。《陈大人》以辛辣的讽刺揭露和鞭挞了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
《先生妈》借母子冲突再现台湾同胞抵制“皇民化”运动的斗争。先生是钻营有术而成了财主的医生，在“皇民化”运动中，他带头改用日本姓名，穿和服，建日式住房，还要母亲讲日语。母亲坚持中华民族文化观念，不讲日语，不穿和服，与儿子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作品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无情地暴露了甘当殖民主义者的奴才的丑恶嘴脸。
《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新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小说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真实地描写了日据时期台湾不同知识分子的思想风貌和生活历程，着重刻画了胡太明（原名胡志明）这个历史“孤儿”的觉醒。师范学校毕业的胡太明，幻想在殖民体制下寻找出路。开始他埋头教书，后又留学日本，想以学问、事业消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距离；但是，与日籍女教师恋爱的失败，失业和冷嘲使他的梦想成泡影。他来到祖国大陆，被怀疑为日本特务；返回台湾又被怀疑为中国间谍。殖民统治的种种丑恶，侵略者对同胞的野蛮蹂躏和残酷杀害，中华抗日青年的英勇不屈，母亲、弟弟的无辜遭劫，终于使“孤儿”醒悟。他偷渡到祖国大陆，投入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亚细亚的孤儿》是虚构作品，但作为对日据时代半个世纪的追忆、半个世纪的沉思，真正凌驾在纪实之上。这是一部至今读之仍令人热泪盈眶的台湾文化读本，这是一部理解台湾、理解台民盼望光复的一个窗口、一本教科书。
吴浊流这些用母语写就的作品，在当时虽没有也不可能发表，但它的出现，证明台湾新文学不灭的战斗精神，它的传统继续得到发扬光大。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把台湾作为前进基地，利用当地丰富资源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台湾的军国主义统治。凤山医师、台湾文化协会成员吴海水等百余知识界人士不满日寇统治，常发抗日言论，被日本军警抓捕下狱，多人惨死狱中。
日本战败被逐出台湾
对台湾人的中国情怀，日本政府向来心存恐惧，不敢贸然在台征兵，加上台湾人没有参政权，自然也没有服兵役的义务，曾对小林跻造颁布的所谓“国民征用令”群起抗争。但鉴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兵员严重不足，日本政府只好冒险在台湾岛内“发人为兵”。为使台民就范，日本政府变换起了一系列花样，先是命“皇民奉公会”负责训练“经营东南亚尖兵”，在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设立了７所“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尔后再由“皇民奉公会”先行做“思想工作”，发动“皇民”掀起从军运动。
１９４２年４月，日本政府开始在台湾实行所谓的“志愿兵制度”，与其“慰安妇”政策一样，都是掳良为娼的罪恶勾当。只不过前者是强迫台湾青年充当炮灰，后者是诱使和强制台湾女性做肉弹。毋庸置疑，这些人中也确有一些志愿者，如后来以“玉碎”闻名的李登辉兄长岩里武则，他们是“皇民化运动”和“皇民奉公会”的中毒者。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政府在继续实行“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政策，由台湾向日本提供稻米和蔗糖外，还在台湾大力发展与军需有关的工业，把台湾当做日军的后勤补给基地。据统计，台湾在二战期间摊分了６亿元给日本政府做军费。这块“后方”，在日本政府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随着美军飞机的空袭，也跟着演变成了二战的战场。这份巨大的破坏力，也正是日本政府的罪恶所致。
当时盟军（主要是美军）的Ｂ—２９轰炸机群每天９时几乎都要飞临台湾上空，对台湾的日军驻地进行报复性轰炸，如入无人之境。在宜兰机场，一名年轻的日本军官驾着一架破飞机，自杀式地去撞美军飞机，却很快就在空中解体。场面虽然壮烈，却使亲眼目睹此事的台民蓝金兴怀疑到日军已到穷途末路的地步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关战讯均统一由日本军方的大本营发表。据统计，从第一次发表战讯，到日本战败为止的３年８个月时间，日本军方共发表了９００余条战讯。开战后５个月内，原则上还算正确，但自１９４２年中途岛海战后，日军缩小自身损失，夸大盟军的败绩，日台报纸上充斥着几乎全是伪造的消息。战后对日本的研究认为，当日军陷入长期的泥沼战以后，日本岛国可动用的资源有限，当局须仰赖高昂的民心士气以支撑日益见绌的局面。于是，尽管战局已不容乐观，但战区捷报仍源源不断地传来。
面对日本当局的宣传，台民自有应付之道。他们巧妙地将殖民当局机关报《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的战情“倒着看”，朝相反的方向去猜测。也有些人从日本友人处，或从当时仍往来于大陆、台湾间的“华侨”那里，探听一点有别于官方宣传的信息。至于那些胆大的，或偷听短波广播，或从南洋作战中负伤返台的台籍兵中打听。
日本政府在败相已明的情况下，为了加大征兵力度，于１９４４年９月实施“台民征兵制度”。次年３月，日本议会立法，决定给予台湾人和朝鲜人参政选举权，并废除“少数民族”这一称呼，把台湾人、朝鲜人一律称为日本人，在户籍簿上也取消了填写“民族”的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