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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邦：共赴国难的台湾省籍将军
作者：傅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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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邦冷静分析台湾义勇军的人员成分，看到这些台胞的文化素质较高，是其他部队缺乏的优势，确定了“技术报国”为主的指导方针。短训后，义勇队开往浙东、皖南、赣东和闽南等抗战前线。当时的老队员王正南回忆说：“台湾义勇队的队员派到部队里面，有的当日语教官，教授一般的普通会话和前线喊话，开展对日军士兵的分化瓦解，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是正义的；有的侦听日伪电台，翻译他们的一些情报；还有的翻译缴获的日军的一些秘密文件，提供给军事机关的有关部门。”
在台湾义勇队的成员中，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务人才占有相当比例，李友邦决定在义勇队成立医疗工作部。１９３９年４月，义勇队设立了第一个医院。随着台湾义勇队的不断壮大，后来又附设了第二、第三、第四医院。浙江省是各种势力的大舞台，有第三战区的国民党军，也有“忠义救国军”等地方部队，还有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只要友邻部队相求，李友邦总是尽其所能，派出医疗骨干，无私地给予支持。
李友邦夫人严秀峰说：“台湾义勇队的医院，对于抗日军人、出征官兵的家属和贫苦民众，一律不收费。对于一般的民众，只是收７０％医疗费。经费这么紧张，为什么要办医院？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祖国解放，也就是台湾解放。那个时候，４个人配一块豆腐乳，真的吃不饱，一天只可以吃两餐，上午和下午，生活是很艰苦的。”
在缺医少药的战时，台湾义勇队医院救死扶伤，给许多人带来了生的希望。在义勇队转战过的地方，至今传颂着许多台湾医生的故事。金华郊区二仙侨镇的下塘村农民邵锦堂的妻子难产，生命危在旦夕，家人以为没救了，多亏台湾医生技术精湛，使母亲和女婴都转危为安。６２年过去了，那些不收一分钱的救命恩人，仍记在邵锦堂心里。当年台湾医生接生的女婴邵秀琴，如今已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妈妈，体格健壮，动作麻利。她结婚后生了４个孩子，三男一女，都成家立业，给她添了孙子和外孙。邵秀琴儿孙满堂，生活安康，她从小就听父亲说起她出生时的艰难，也把这段往事传给了她的子孙。她时常说起，没有台湾医生，就没有他们这一大家人。
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是李友邦的“宝贝疙瘩”，参加者都是不愿做日本统治者的奴隶而随父母逃来大陆的，年纪虽小，抗日热情却很高。他们巡回演出，慰问伤员，组织募捐，深受抗日军民欢迎。而今健在的少年团成员年已古稀，可是烽火岁月的记忆十分清晰。老团员朱晓枫说：“我去的时候是１９３９年９月，我应该是９岁半，到了那里当然很小了，但是适应得也很快。”老团员黄莘说：“我是１９４０年去的，只有１２岁，我的年龄在我们这个团里头算起来还是中等的。”老团员们还记得，李友邦亲自给他们上课，讲台湾历史和中国历史，像他们的大家长。
三、台湾光复后壮志未酬
１９４２年浙赣会战后，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撤出浙江转战福建，１０月，进驻福建龙岩。此后，台湾义勇队在军事上有过３次壮举：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７日，台湾省被日本占据４７周年时，义勇队在厦门对日军的兴亚院投掷手榴弹，并在市内散发了一批抗日传单；６月３０日，在厦门虎头山炸了日军的海军油库；７月１日，在厦门日伪政府成立３周年的庆祝会场上，爆炸了数十枚手榴弹，当场炸死日伪军数十名，给日伪军的心理造成极大震撼。
突袭厦门的成功，鼓舞了台湾义勇队的士气。经李友邦的积极争取，国民党当局也调拨了一些武器弹药。１９４３年，中、美、英３国举行开罗会议，所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明确“台湾归属中国”。消息传来，李友邦为之振奋，积极地为收复台湾做准备。由于舆论界的广泛支持和收复台湾要借用民间力量，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对李友邦有所表示，“军委会”批准台湾义勇队扩招人员，准备协助收复台湾。此后，台湾义勇队扩编为台湾义勇总队，下设４个支队。李友邦升任总队长，由少将晋升为中将。
李友邦素来重视理论宣传阵地，他创办队刊《台湾先锋》，又主持编印《台湾青年》等刊物，发行量由５００份增至２０００份，影响遍及全国。他疏通各种关系，邀请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题词、写文章。翻开现存的《台湾先锋》，能看到国民党不少大员为台湾抗战与回归所写的文章，如冯玉祥的《我们要赶紧收复台湾》、孙科的《解放已在目前了》、陈立夫的《率土之滨》、陈诚的《台湾革命与中国革命》、陈仪的《台湾必须光复——并祝台湾省运动成功》、梁寒操的《清算的时候到了》、康泽的《光复台湾——专为签订马关条约四十七周年纪念而作》等。
１９４４年６月，李友邦发表《开罗会议后之台湾问题：为台湾沦陷四十九周年而作》，他满怀希望，把“保卫祖国，解放台湾”的主要任务，改为“保卫祖国，建设台湾”。他认为：“在不平等条约尚未撤除，日寇末日尚未到来以前，我们台湾革命，乃以‘保卫祖国’的方式来达到‘收复台湾’的目的，换言之，即以求得领土完整、民族自由为‘保卫祖国’的内容。随着胜利的接近，我们的革命任务即将以‘建设台湾’为‘保卫祖国’的方式，以‘保卫祖国’为‘建设台湾’之内容。”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李友邦十分振奋。他对台湾青年们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了。”
９月３日，李友邦派他的助手、副总队长张克敏，携带一面国旗，乘坐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将军的专机飞抵台北。次日，这面国旗在台北宾馆升起，成为升在台湾岛上的第一面中国旗帜。１０月，台湾义勇总队的先遗队渡海返回台湾。１１月，李友邦率台湾义勇总队全体抵达，负责维护社会秩序、保管日伪物资和一般平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待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陈仪到达台湾，台湾义勇总队如数全部移交。
遗憾的是，抗日有功的台湾义勇总队和台湾少年团回到台湾，并没有实现重建家园的期望。１９４６年２月，国民党当局发出一纸“台湾义勇总队解散”的命令。“没有任何的原委，也没有发给退伍证书或退休金，骤然间，台湾义勇总队，这一支曾经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队伍，顿时变成一支失业大军。当时许多同志拥挤在一起，暂时栖居在我（李友邦）家里，过着两餐稀饭一餐干饭果腹的日子。”（其妻严秀峰语）
给李友邦保留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台湾支部主任的职务。他尽自己所能，帮助台湾义勇队的老队员重新就业。他深知国民党谈“共”色变，而他在抗战期间坚持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宗旨，抗日是中国的大事，应当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这势必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快。在他领导的台湾义勇队里不存在“党禁”，即使是最敏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他同样“兼容并蓄”，把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没想到可能会留下祸根。
１９４７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李友邦的部属中有不少人公开表示同情受难群众，李友邦便被台湾警备司令部逮捕，押解到南京受审。妻子严秀峰在台湾奔走无效，赶到南京找到蒋经国，说明国民党在台湾的接收大员的作为，而“二二八事件”绝非什么暴动，只是普通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赏识李友邦才干的蒋经国听进去了，出面活动，南京特务机关才把李友邦放了出来。
１９５０年２月，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了严秀峰，起因是她与中共地下党员的一位妻子相识，便冠以“参加中共组织”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严秀峰出生于浙江杭州，是书香门弟的独生女，与李友邦相识于金华。共同的抗日思想和志向，使他们产生了爱情。原先严秀峰是“抗战不胜利我不结婚”，李友邦是“台湾不光复我不结婚”。然而爱情的力量改变了他们，李友邦对他钟爱的杭州姑娘说：“我参加抗战，你也参加，我们两个人合起来，不是力量更大吗？”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０日，李友邦与严秀峰在浙江衢州结婚，共同经历了抗战最艰难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