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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邦：共赴国难的台湾省籍将军
作者：傅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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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妻入狱，使李友邦痛苦万分。他明知严秀峰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却申诉无门，因为他也在当局的“另册”上。虽名义上仍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和台湾省政府委员，但他深居简出，很少出头露面。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８日，李友邦终于没能躲过劫难。冬日阳光里，他正强打精神，逗着天真的孩子们玩耍，一帮宪兵闯入他家，宣布他犯有“参加匪谍掩护匪谍，意图非法颠覆政府”等罪状，在孩子哭声里他被抓走。次年４月２２日，国民党当局以“匪谍叛乱罪”，枪杀了李友邦。他没有死在抗日的疆场，却死在光复后的台湾故乡！
四、终于讨回了历史公道
抗日英雄李友邦被杀害时，年仅４７岁。李友邦被害后，留下一女四子，长女才满１０岁，最小的不满３岁，此时母亲严秀峰还在牢里，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形同孤儿，只能靠着一些亲友的照顾勉强度日，而无法抹去的悲伤刻在他们幼小的心灵深处。１９６５年严秀峰出狱，她没有钱，但她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资助。性格倔强的她虽然是个知识女性，却靠养鸡鸭、织毛衣等体力劳动抚养子女。直到１９７３年，严秀峰创办世界翻译社，儿女相继成人，家庭的经济条件才有了根本好转。
“历史需恢复其原有的面貌”，严秀峰活着的最大心愿，就是为他的丈夫和战友李友邦平反昭雪。“李友邦为反抗日帝统治台湾的民族革命运动及参加祖国的民族抗日战争而倾其心血，这段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历史，应该给予肯定与尊重。”在台湾的李友邦老部下们，得知严秀峰在为李友邦的冤案奔走，都积极支持，踊跃地加入其中。他们成立了台湾义勇队老队员的联谊会。
１９８２年，台湾政坛乍暖还寒，严秀峰将个人安危抛于脑后，在台湾《中外杂志》发表《抗战时间的台湾义勇总队》的长篇文章，公开宣传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的抗日爱国壮举，澄清强加给李友邦的不白之冤。她不顾年高体弱，四处搜集整理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的文献资料。她不光查遍台湾的主要图书文献机构，还来到李友邦转战的大陆故土巡访。她找到了李友邦在浙江金华创办的《台湾先锋》等抗战刊物，以及李友邦的重要著作《台湾革命运动》和《日本在台湾之殖民政策》，汇集成书，于１９９１年由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发行。
１９９２年，李友邦被害４０年周年。３月２９日，台北的台湾史研究会召集专家学者，举行了“李友邦先生逝世４０周年学术研讨会”，用充分的历史事实肯定李友邦的抗日业绩。台湾各大媒体及时报道了这条消息，反思白色恐怖造成的冤屈，还原李友邦的历史地位，成为社会上的普通呼声。
许多著名学者站出来，为李友邦讲话。近代史专家王晓波教授指出：“李友邦的一生是偶然的际遇，也是历史的必然。他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终极目标不过是从日本殖民统治下光复台湾，进而复兴民族。有幸而光复台湾，但他自己却卷入了国共斗争的历史中，以个人的悲剧凸显了时代和民族的悲剧。”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８日，老队员们和李友邦夫人严秀峰相会在台北芦州李氏老宅，举行“纪念李友邦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追思大会”。站在主席台上的扩音话筒前，严秀峰激动地说：“今天我不仅是站在妻子的立场要为李友邦讨回历史的公道，我更要为所有在白色恐怖下牺牲的受难者及其家族，讨回历史的公道，伸张人权的正义。”她流着泪，沉痛地表示：“李友邦一生爱国爱乡，竟含冤而死，请问正义公道何在？”
李氏老宅是古迹，更是“一门忠烈”的丰碑。从这里走出李友邦，还有受他影响的两个兄弟。李友邦二弟李承基，字友先，也是台北师范学校反日学潮的积极分子，当李友邦被日本警察追捕逃亡大陆后，他也被开除退学。随后他从基隆偷渡转赴厦门，准备投入大陆抗日活动。日本特务特派芦州蔡姓大流氓跟踪李友先，将他枪杀。他牺牲时年仅２４岁。
李友邦三弟李友烈，原名丕基，比李友邦小９岁，从小具有强烈的抗日思想，对李友邦的主张十分赞同。１９３４年，李友烈乘夜色躲进一艘运煤船的船舱，打算偷渡大陆投奔李友邦，参加抗日斗争，但不幸被日本军警发现，抓起来严刑拷打，惨死在刑讯室里，年仅１９岁。
１９９５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也是台湾光复５０周年。台湾当局在筹办“抗战胜利五十年与台湾光复五十年”的各种纪念活动时，竟然“漏掉”了台湾义勇队。严秀峰自然感到不可理解，健在的台湾义勇队老队员也很有意见：“对中国抗日战争，尤其对台湾光复有重大牺牲奉献的李友邦及其领导的台湾义勇总队的爱国人士，因没有受到应有的邀请而缺席，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事啊！”
值得严秀峰安慰的是，祖国人民没有忘记李友邦。北京隆重举办“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座谈会，在当年抗日将士云集的同时，特邀严秀峰与台湾义勇队老队员代表参加。听到与会学者公正的评价，严秀峰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她说：“我们应该不断地追寻历史的脉络，延伸其传承。因此，历史是不容湮没或埋葬的，更不能任人侮蔑与歪曲。”
已经８０岁高龄的严秀峰，虽然一生坎坷，坐过１５年的大牢，还是思路敏捷，谈吐明快，没有同龄人的迟缓与木讷。她脸上化着淡妆，穿一身浅色旗袍，依稀可见当年杭州美女的娟秀模样。她不赞同“台独”，更不赞同有人把李友邦倡导的台湾独立革命与“台独”画等号：“台湾独立革命党的‘独立’，是针对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而言的民族独立，跟时下的‘台湾独立’是不一样的。”
当年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曾转战浙江和福建，在祖国大地留下深深的足迹。群峰巍峨的武夷山，是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战斗过的地方，他们亲手刻下的抗日标语在崖壁间历历在目：“打倒日寇，保我中华！”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远道而来的游人在领略大好河山的同时，仍可领略到李友邦将军的英雄气概，那是祖国危难之时甘愿献身的一种赤子情怀。
站在武夷山上，台湾义勇队的老队员们聚会时，用当年的战歌缅怀老队长李友邦的情景犹在眼前。由义勇队的队员作词、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作曲的《台湾义勇队队歌》似乎仍在祖国山河间回荡：“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整个摧毁！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