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共产国际与中共组织关系揭秘
作者：孔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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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终于送到了向忠发手上。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１０周年庆典。因许多中央领导成员或不在上海或难以脱身，闲置的向忠发便被选派充当代表团团长。１１月初，向忠发率团抵达莫斯科后，以中国工运领袖和中共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向在处理一些棘手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果敢与能力，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刺激了他的权欲。１９２８年２月，向忠发抓住自己与斯大林、布哈林同在一个委员会批评瞿秋白中央的机会，两次致信斯大林，抨击中共中央１１月决议没有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非无产阶级习性同样严重地存在于中央领导机关内部，并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中央领导者的无能，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并专门听取了向的汇报。能够抓住共产国际最关心的问题，并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能力的向忠发的出现，对斯大林、布哈林这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的铁腕人物来说，无疑于一颗新星。尽管３月初，苏兆征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书记身份向共产国际东方部报到，但共产国际仍喜欢与向忠发打交道，全权代表向忠发成为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３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把百余名中共代表偷渡到莫斯科，直接指导召开中共六大，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这是因为共产国际已看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位置上去。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一把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表明共产国际对向的政治活动能力已有了相当信任，对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有了绝对把握，下了最后决心。
向忠发清楚共产国际召开中共六大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全面加强工人分子在中央的地位，也清楚自己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已有了一定地位，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一个老工人竟会成为党中央总书记。７月１０日，即六大闭幕的前一天，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正式提出了一份破天荒地把向忠发排在第一位的中央委员候选名单。随后，向忠发在共产国际的扶植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共历史上惟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这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判断中共领袖的能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其坚持共产国际所规定的阶级路线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二是其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的主要目标而进行组织、发动以及调度指挥全党团结斗争的能力，而根本的则是其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因此，向对瞿秋白中央不满之后，斯大林十分希望能有一位工人出身的领袖来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使其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权力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将批判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定为六大的基调。瞿秋白仅以较低得票当选政治局委员，并被留在了莫斯科，从此结束了党内一把手的地位。
共产国际耿耿于怀，李立三、瞿秋白来去匆匆
１９２８年７月，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的一手操作下，选举产生了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李立三、杨殷、徐锡根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会主席。９月，向忠发率蔡和森、李立三先行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向忠发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仅仗着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这样，他就成了名义上的总书记。最初，掌握中央实权的是蔡和森。但是不久蔡和森就因顺直问题而被撤职。而知识分子出身的工运领袖李立三在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常委后，便跟随总书记向忠发先行回国正式开展六届中央的领导工作，与向关系十分亲密。向忠发在免去蔡和森的常委职务的同时，提议由李立三递补，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为水平不高的向忠发所倚重。加之向忠发又是共产国际欣赏的人物，向的力荐，使李立三的升迁在党内和共产国际顺利过关。１１月，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担任中央常委、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
李立三进入常委后，即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推崇城市武装起义，大搞反右倾斗争，可谓积极地奉行国际路线。尤其是１９３０年２月周恩来离开中央后，李立三成了实际上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其“左”倾思想日益发展。他无视当时国内国际革命力量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６月１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使“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顶点。本来，“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指示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李立三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但是，“立三路线”又违背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指示精神，因此，李立三又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反对。共产国际几次电报，立三中央仍固执己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遣正在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偕瞿秋白火速回国，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制止“立三路线”。所以，３个月后，即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４日，由共产国际回国的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集中批判并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李立三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后，就离开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会议改造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任常委。瞿秋白复出，并取代李立三成为三中全会后实际上的中央主要领导人。
但是，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一改“七月决议”的基调，将李立三的错误上升为与国际路线对立的路线错误，并公开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共产国际将李立三错误升级的原因，一是李立三“左”倾冒险策略已由“武装保卫苏联”演变为要求苏联全力支持中国革命，会把苏联卷入到世界大战中来，极不符合苏联对外战略意图。二是李立三不听共产国际指挥，特别是在８月３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高傲发言，令共产国际大为恼火，更是国际纪律所绝不允许的。因此，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上纲上线，以彻底打倒。
共产国际得到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温和处理和对“立三路线”的温和批评的信息后，很不满意。共产国际全盘否定三中全会，矛盾直指瞿秋白。一是共产国际原指望瞿回国后“赶掉李立三”和“其他赞成他的重要成员”，让受到“抑制”的“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王明等人取代李立三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但瞿秋白没有照办，三中全会后李立三仍留在政治局内，王明未能进入中央，使共产国际认定瞿是个两面派。二是共产国际希望三中全会指出立三错误是原则性错误，但瞿秋白不赞成这种看法。瞿对李立三错误的态度，使共产国际产生了遭到蔑视的感觉，认为无论李立三还是瞿秋白都不应该再留在中共的领导层内。于是，四中全会上瞿、李都被开除出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