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共产国际与中共组织关系揭秘
作者：孔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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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大施“换血手术”，王明一步登天
从六大起，共产国际就已经开始栽培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学生，认为他们有高深的马列主义素养，是能够忠实地贯彻国际路线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１９２９年底，王明等人回国后并未受到立三中央的重视。瞿秋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开始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王明又没达到夺权的目的。这令共产国际十分震怒，十月来信不仅置李立三于死地，而且彻底否定了瞿秋白，还将自己最信赖的王明推上了前台。所以，共产国际不惜将十月来信这样的机密有意透露给沈泽民等人，使他们回国后及时将内情告诉王明，为王明提前下手赶写《两条路线》小册子并向中央发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确保自己的组织意图得以实现，共产国际不惜自食其言，派莫斯科中山大学原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前往中国担任全权代表，一手操纵四中全会，全程监控，将王明“扶上马”。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达上海后，立即着手做了４件事，保王明跃入政治局，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最高领导权。
一是单独召见王明，听取汇报。米夫抵达上海后，撇开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第一个就是召见仅仅是个中宣部秘书并屡受中央处分的王明，认真听取了王明等人的汇报，详细征询他们对解决中共党内问题的意见，制定出完成自己使命的方案，然后按“分工合作”的要求，对王明等人要做的事情面授机宜，亲自指点。二是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压中共中央取消召开紧急会议的决定。因为王明等人在党内很孤立，召开紧急会议很难控制多数，没有充分把握使王明等人占据中央领导地位。所以米夫决定改召开紧急会议为召集四中全会，以为这样比较有把握把王明推上台。１２月１４日，中央政治局被迫收回成命，接受米夫的“建议”，决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解决中央领导问题。米夫包揽了筹备四中全会的重要工作：自己起草四中全会决议；拟定了以远东局、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拟定了参加会议的人员，规定除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各地各部门的代表以外，还要让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代表参加，而且享有表决权。这样的强硬规定，从组织程序上保证了四中全会按米夫的个人意志顺利进行。三是压中央撤销对王明等人的处分，为其上台铺平道路。米夫一到上海就对中共中央施加压力，吹嘘王明在中山大学的斗争中已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给这样的人纪律处分无疑是中央领导的错误。在米夫的催逼下，中央于１２月１６日作出决议，正式撤销了对王明等人的处分，为王明等人“翻了案”。米夫紧接着就提议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实际上这“提议”和命令差不多。这是米夫为王明上台设置的一个重要台阶。四是打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为王明上台扫清障碍。米夫很清楚，要把王明扶上台，不把三中全会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搞臭是绝对不行的。为此，他玩弄了一系列伎俩，吹毛求疵，百般挑剔。在米夫的要挟下，１２月２３日中央政治局被迫承认三中全会犯了路线错误。这还不算，米夫又授意王明、博古以江苏省委、团中央的名义大批中央的“严重错误”。如此穷追猛打，弄得中央威信扫地，无法工作，造成了威逼瞿秋白下台的形势。
在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之后，１９３１年１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一手操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全盘否定三中全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许多与会者不知会议内容，一些与王明意见相佐的人竟没被通知到会。在代表们就会议性质产生激烈争论时，米夫说“召开四中全会，已经得到国际来电批准，四中全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刚有一部分代表发言后，米夫又说共产国际为保证四中全会安全举行，现在必须结束讨论。在作结论时，米夫对向忠发等工人领导很宽容，虽有错误但决不让他们滚蛋；对瞿秋白采取十分严厉的态度，三次点名批评，一票否决；对罗章龙和何孟雄也予以批评，堵死了他们的上升之路；对王明则大力吹捧，称赞不已。米夫要在政治局中保留谁、撤掉谁、增补谁，已经很清楚了。在最后的选举中，米夫利用权力压下了不同意见，勉强通过了“国际名单”。结果，瞿秋白、李立三等人被踢出了政治局，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却一步登天，直接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虽保住了总书记职务，名为一把手，但实权完全操在王明手里。２月，在米夫的提议下，王明被补入政治局常委，更是大权独揽。
四中全会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开始统治中央。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对中国党的组织领导进行粗暴干涉，中央领导机构被大换班。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组织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共产国际再派“钦差大臣”，王明借机发起强劲挑战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组织干涉时有体现，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认为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王明被派回国，正是为了由他在中共中央贯彻上述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王明的来源于共产国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子，在中共党内造成思想混乱，并企图取毛泽东而代之，严重影响了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统一。这种结局，共产国际虽不负主要责任，但也摆脱不了干系。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作为前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王明对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忌恨在心，却无能为力。如今，共产国际很不放心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命王明回国贯彻国际路线。王明欣喜若狂，他要以共产国际的牌子，重新在中共党内赢得多数，打倒毛泽东，夺回失去了的最高权力。刚刚回到延安，王明就盛气凌人，趾高气扬，随时随地，大讲特讲：我们能回来，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斯大林派回来的。他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处处以国际代表和领袖自居，把自己凌架于中共中央之上。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招摇撞骗，１２月政治局会议和３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连续取得了“胜利”。此时，王明梦想再次求得共产国际强有力的支持，实现夺取最高领导权的图谋。但是，季米特洛夫支持了毛泽东。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党中央的领导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谋权的资本。客观地讲，王明能够再次回到中共党内最高决策层中来，这是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王明大搞右倾投降主义，这是在贯彻共产国际的意旨；王明之所以胆敢公然对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至少不能排除有共产国际为其撑腰这一关键因素。好在，共产国际在最后时刻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也基本上保住了自己的“晚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