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晋察冀抗日根据回忆片段
作者：陈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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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区里或县里召开的大会，会后照例是游艺晚会。在游艺晚会上，除了有几次部队大剧团演出外，多由各村儿童团演戏，各村成人剧团也演出过。
不要小看这唱歌和演戏的作用。一来它可以活跃抗日气氛，二来它有很好的宣传作用。旧中国的农村，特别是山区，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人，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文字宣传作用不大，口头宣传有一定作用，但远不如歌声、演戏更受欢迎。有一首歌：“全国动刀兵，一起来出征，你看那大旗呦飘扬多威风。这班兵马哪里来？西北陕甘宁……这班兵马是哪个？朱德毛泽东……”告诉了人们，八路军的领导人，是朱总司令和毛主席，从陕甘宁开来。平型关和陈庄、阜平大捷之后，有一首歌唱遍边区根据地，传播了胜利消息，鼓舞了士气。“乡亲们听分明，十大任务要记清，第一条收复失地，准备反攻……”宣传了大好形势和当时的任务。６０多年过去了，有些歌我还会唱。可是，最好的讲演，却没有一点记忆了。
抗战时期，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４月４日是儿童节。每年这一天，完县二区在区所在地白司城召开全区儿童庆祝大会，进行检阅或者叫比赛。
这天，天还不亮，我们匆匆吃完饭，背上背包，挎上书包，有的书包带上还用毛巾绑着一个喝水用的小搪瓷缸儿，到学校集合后，列队到区所在地开会。先是开大会，照例由区委书记或者区长、青年救国会主任先后讲话，儿童代表讲话。会后开始检阅或者叫比赛。有的队伍穿得比较整齐，头戴军帽，背着背包，挎着书包，腰间扎着皮带，肩扛木制的小步枪；指挥员挎着木制的盒子枪。队伍一进场，就博得一阵掌声。检阅场一般这样布置：区上的领导和全区各学校的儿童围成一个大长方形场子，中间是检阅场地。队伍带进场内的一端，随着指挥员的口令声，进行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等。队列整齐，动作有力，步伐矫健，威武潇洒，赢得了一阵阵掌声。然而，这还仅仅是准备动作，下边还有刺枪和队形演练。接着指挥员声音洪亮地发出口令：“正前方，发现敌人，成燕子型散开！”队伍立即散开，队伍变换为燕子形状在地上。“匍匐前进！”又是一声令下，只见儿童团员右手把地，左手提枪，匍匐前进，步调一致，地上的“大燕子”毫不变样……一支队伍刚下场，又一支队伍带上来，队队都有精彩的表演。
晚上又是文艺晚会，回到家中，已经是后半夜了。
进入５月，五一是国际劳动节，五四是青年节，还有五五、五卅纪念日等，一大串的节日、纪念日，区里都要开大会，会会有儿童团参加，起五更出发，后半夜回来。正在贪睡的儿童，连续几天的忙碌，到晚上看戏时，站着就睡着了。返回的路上，时醒时睡，有时两腿在移动，大脑却已入睡了。６里多路程，虽无大山攀爬，但山区的路平坦的少，总是沟沟坎坎，还有几段崖头上的羊肠小道，也不知怎么走回来的。
那时说是上学，多数时间是唱歌、操练、演戏和各种勤务，还要对付日军的“扫荡”，学文化课的时间很少。教学条件也极差。各村的学校，差不多都被日军“扫荡”时放火烧了。没有教室，我们在司仓村北一面土崖上，挖了几个大窑洞做教室。没有桌凳，上学的学生右面背书包，左面背一个小床儿（柳木制的小凳子）。夏天经常在小树林里上课，坐在小床儿上，以膝当桌。在小树林里上课的好处是亮堂、凉快，可是也有众多的烦恼：学生容易东看看，西瞧瞧，精力不集中；还有马蜂和各种昆虫骚扰，我就两次在上课时遭马蜂蜇。一次，正在树林里上课，觉得头上有一个东西在爬动，我用手一扒拉，头上一下子疼得非常厉害，随手掉下来一个大毒蜂。不一会儿，整个头脸变成了黑紫色，憋胀、闷疼了好多天。
学习用品也非常简单：一本算术，一本国文，一块石板，几支石笔，就是全部学习用品。石板打坏了，要遭家里一顿训骂，甚至挨打，还不给买新的，就用巴掌大的石板片。
我们抗日根据地的那一代儿童，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这是一件憾事。但是，在那样的年月，在那样的环境下，又有什么办法呢？面对着凶残的日本侵略者，第一要务是救亡，是生存，是打败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新中国建立后，见到少年儿童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我便非常羡慕他们，便会生出无限感慨。
主力是成年人
抗击日本侵略者，首先是拿起枪来，与之拼杀战斗。一批批优秀青年参军，奔赴前线杀敌，还有一些人参加了政府工作，参加了兵工厂工作。有一个阶段，村中几乎没有多少青壮年了。留在后方的人，还要男女老少齐动员，担负起生产和抗日的各项勤务，任务十分繁重。
爆炸组、游击组加紧训练，准备迎击日军的“扫荡”。根据地里很多人都会埋地雷。地雷是边区造的，像一个铁西瓜。此外还有石雷、瓶子雷，大部分是踏板雷。由于经常看爆炸组进行埋雷训练，我这个刚１０岁的孩子也学会了埋设地雷。游击组开始时只有刃枪和大片刀，后来收集民间装火药、铁砂的猎枪，武装起来；再后来背上了步枪。这些步枪，有的是上级发的，有的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游击组人数不多，在日军“扫荡”时负责掩护群众转移和骚扰敌人。
运公粮、抬担架、破坏交通等项任务，主要落在青壮年肩上。山区的主要运输工具，是人担、毛驴驮。赶上小毛驴，驮上一袋子小米；还有担架队，随军打仗，少则十几天，多则一两个月。那时的后勤保障，仅此而已。
破坏敌人交通，有时是填封锁沟，有时是挖汽车路，有时是去扒铁路。在斗争最残酷时，日军为封锁边区，沿根据地外廓挖了两道封锁沟，一道距我村２０里，另一道距我村２５里左右。有时日伪军逼迫当地老百姓白天挖，我八路军和群众便黑夜去填。每道封锁沟上，隔几里有日军或伪军据点。敌人发现有人填沟，在炮楼上疯狂射击。有一次，我村刘大嘴在填沟时，被炮楼上的枪弹打伤。破坏汽车道，是在汽车道上挖几道大沟，使敌人的汽车不能通行。有时将汽车道旁的电话线杆挖倒，将线割走，一夜之间搞它十几里，既破坏了敌人通讯，又在物资十分匮乏的时期补充了自己。
平汉铁路距我们村最近处有５０里。天黑出发，越过封锁沟，到达铁道旁已是半夜。一阵大干，扒翻一大段铁轨，路基也挖它几个坑、几道沟。有一天我们去司仓村上学，见一根道轨躺在村中戏台下，有１０米多长，近千斤重。５０多里路程，全靠肩扛，一夜之间，通过敌人的封锁沟和林立的炮楼，还有２０多里的山路，运到根据地山村，不能说不是奇迹！
妇救会会员，人人有做军鞋、军衣的任务，青年妇女还要参加军训，有的上前线抬担架，包扎、护理伤员。
艰苦的斗争环境
１９３８年时，日军的小部队还敢于进入根据地边沿骚扰，距我们村６里的安阳村，就几次被日军放火烧毁房屋。通常情况，日军距村庄一里多时，便用步枪、机枪，有时还有小炮，向村中乱打一阵，然后才进村。在此之前，老百姓已拉着毛驴，赶着牛，带着衣物，安全转移了。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好，村中一无所有，有的连水井也埋了，只有一些空房子。敌人一无所获，无物可食，甚至连水也喝不上，还可能遇到“铁西瓜”吃；也只能砸门窗，烧房屋来发泄。他们不敢在根据地久留，当日来当日走。后来，抗日根据地的驻军多了，还有县大队，区小队，群众也组织起来了，日军的小部队再也不敢进入根据地。１９３９年冬，我正走在刘家庄后土岗儿上，见两架飞机顺河槽由北向南飞去。我就地找了一个土坑隐蔽起来，往１００多步远的河槽大路上看。只见几个穿便衣的人走在前面，后边是持枪的几个日本兵，再往后一段距离是日军大部队。他们集合在司仓村西一块地里，这块地有４０多亩，他们占了一大半。这天夜里，日军就住在了司仓村。我们站在山顶上，只见村周围一堆一堆的火光。夜半时，听到一阵清脆的枪声，有经验的人说，这是“敌驻我扰”。１９４０年秋，南来的日军又在司仓村西的地里集合，而后顺河槽大路北行，几个骑兵在前。听到山上一阵枪声，几个日本兵跌下马来；村西地里的日军，一窝蜂似地扑向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