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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作者：沈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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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那是一个让人丧失理智而容易叫人发疯的年代，更何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包括陈伯达在内的这些权力狂，早就是没有理智、失去了人性的人呢！
审判员问：“你要给陆定一副总理戴上铐子，搞突击审讯，这是不是事实？”
陈伯达仍然以不变应万变：“我忘了。”
审判员：“现在不仅有证人的证言，还有证人来作证。”
法庭通知“陆定一专案组”成员肖凤文到庭作证。
肖凤文说：“１９６７年１２月，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把当时专案组的几个负责人找到人民大会堂，专门布置对陆定一的审讯。陈伯达讲陆定一很凶恶，要给他戴上手铐。谢富治讲，要连续突击。吴法宪讲，不能心慈手软。”
陈伯达哑口无言。
四、陈伯达、谢富治合谋制造
“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８日，第一审判庭审理了一起离奇的案件——“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事情发生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８日深夜到９日凌晨，在北京外交部外面的大街上，走来了一个神秘的人。这个人肩上斜背着一只发黄的挎包，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如同幽灵一般地游荡着。
他来到一个大街旁的邮筒前，警惕地朝前后看看，见周围没有什么人，就迅速地打开挎包，从里面抽出几封油印的传单来，然后慌忙塞进邮筒。就这样，他沿着这条大街，将挎包里的８０多封油印的传单塞进了一个又一个邮筒。
第二天，当邮局的工作人员打开这些邮筒时，发现了这些传单。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这些传单都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案情重大，公安机关立刻进行立案侦查，并由陈伯达主管这起“非常委员会传单案”。
一个多月之后的１１月２０日，此案告破。那个半夜里到外交部街道沿途邮筒里投传单的人，是天津一个卖煤球的工人，名叫沈剑云。
陈伯达不满足于这个“非常委员会”案件已破，一口咬定有“后台”。１９６８年３月，陈伯达、谢富治和吴法宪指使国家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利用已经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及北京某学院的一个相同的案件，在破案和审查过程中，用诱供、逼供方法追所谓的“后台”。４月２８日下午他接见办案人员时说：“破案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头。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反革命传单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反革命纲领……非常委员会是一个大案，不搞它的社会关系是搞不清的。”在８月１９日下午再次对办案人员说：“就是大学毕业生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怎么知道党内的许多机密，总有一点来路……”“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我的意见不算破案。”
当陈伯达讲到这里的时候，谢富治接着就说：“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总之是刘邓黑司令部指使干的，要把后台揪出来，两个地方，天津搞，北京也搞。”
既然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已经将追查这个案子的目的都点出来了，陈伯达接着就火上加油：“像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要追穷寇，我看这里面有好几层，说不定有十八层，不是一两层，也不是两三层。”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７日，当专案人员向陈伯达汇报，说沈剑云不肯交代后台，咬定是自己一个人写的时，陈伯达说：“是他刻写的这一点没有问题了。就谁交给他写的，可不可能做一点政治工作呀？沈剑云多大岁数，怎么到外交部去投邮？”
于是，在陈伯达、谢富治的精心导演下，就发生了假案——“中国（马列）共产党”案。
他们在对被抓获人进行逼供、诱供的同时，对于办案人员也同样进行“引导”。
１２月６日下午，陈伯达在接见办案人员时说：“你们这么多人，连这么个小事都查不清，没搞到什么材料吧……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这是一个）大现行反革命案件，是大阴谋案，要注意二月逆流。……公开批判二月逆流，给他将功赎罪的机会，告诉他你不讲，人家也要讲，不要罪上加罪，说出来可以宽大……这个反革命传单是一眼就看穿（有后台）的……这个反革命信上讲，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当权，谁是这么一个人啊？”
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５日，陈伯达对办案人员说：“这个案子搞得很久了，一年多了，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要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个传单我看过一遍，文字不是那么简单，有很多术语，一般人不会有（这个学问）……希望这个案子赶快破。”
这样反复地追查，“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是所谓的“中国（马列）共产党”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是“总理”；还有董必武、王震、李先念、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廖承志等。
他们又指使有关人员又编造了更加骇人听闻的案情：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
到了１９６９年４月，党的“九大”召开时，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毅、李富春、王震等已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董必武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桩由陈伯达操纵、谢富治直接指挥的诬陷朱德等人的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只好草草收场。
五、法庭上关于“假案”的审判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８日，第一审判庭审问此案。
审判员任凌云问被告人陈伯达：“你主管‘非常委员会’传单案时，你和谢富治、吴法宪都向办案人员讲了些什么话？”
陈伯达答：“说过什么话，我实实在在是忘记了，但是，我承认我说过话……要追后台，这些话我说过。”接着又将话锋一转，“这不是说我根据记忆的。根据我这个人的性格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可能是这样子。”
陈伯达很有心计，说出话来又收回去，不是自己的真实记忆，而是一种过去一贯工作作风的推测，能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还在两可之间。
检察员建议法庭宣读有关证据。
法庭出示、宣读和投影。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８日至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陈伯达、谢富治先后５次接见“非常委员会”传单办案人员时的讲话。
宣读完后，审判员问陈伯达：“这些话是你讲的吗？”
在事实面前，陈伯达的回答仍然是吞吞吐吐的：“这样子，按照记录，这记录是真的记录，按照记录呢，我没有话说，就是这样子，照记录的做。如果你要说记录的每一个字我都要记得，我倒是自己欺骗自己，记录有的就是有的。”
陈伯达表面看来态度蛮好，回答的话却转弯抹角，让人容易产生很多歧意。
陈伯达在法庭上的表现与“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他既不像江青那样的蛮横，也不像张春桥“死猪不怕开水烫”那样沉默；既不像王洪文那样低头认罪，又不像姚文元那样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他表面认罪态度极好，对于法庭的提问是有问必答，可是回答的问题，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另一种解释。
法庭的定罪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凡是模棱两可的东西，都不能定罪。
审判员单刀直入，继续追问：“记录记的是不是你们讲话的事实？”
陈伯达回答：“追后台我是说过的。”记录上那么多问题，他只挑这么一件来承认，因为这件事在前面他就已承认了的，前后的回答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