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陈伯达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作者：沈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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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员的发言说，提出追后台的过程中，赵登程根据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的讲话，制定了一个在京的作战方案，把追后台作为工作重点。
法庭出示和宣读赵登程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４日根据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的讲话，修改审定的《对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专案在京的作战方案》。其中有：“……认真领会了伯达、富治同志指示精神，不是根本未破案，而是根子未找到，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安子文、薄一波等，他们干的，或在他们的指示下别人干的……”
审判员问陈伯达：“刚才出示、宣读的赵登程这个作战方案，你听到了吗？
陈伯达答非所问：“让我说话吗？”
审判员；“你可以说。”
陈伯达这时来了一个“曲线回答”，将此案扯到了遥远的过去：“……整个案子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我是当过这个案子的一个头子。……我这有许多东西是怎么来的，这个，我是说在１９３１年听到陈原道同志说是河北省有一个非常委员会……那么，这个话说错了就是错了……追后台这是什么意思呀，这当然话是很不对的，很糟糕的，但是呢，不是没有一个来源，或者想象的，有一个东西，就是陈原道同志，我看在座的可能会有人知道这种事情，１９３１年在天津确有一个非常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确有。”
这是法庭事先所没有想到的事情：陈伯达竟然提出一个远在１９３１年发生的同一个“组织”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为自己的罪责解脱。
看来，这是他经过精心思考后所作的答复。
如果法庭去追问１９３１年的事情或将这两件本不相干的事情连在一起来审问，那就正好中了陈伯达的阴谋，将此案变成了一个必须得再次调查的悬案。绝不能被罪犯牵着鼻子走，必须得抓住主要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
审判员任凌云紧扣审问的主题，继续追问陈伯达：“你说你这个来源是这样的，那么我问你，你说的１９３１年有这么个组织，有这么回事。但是这个案子是发在１９６８年，已经破了案了，破了案以后几个月，你布置叫追后台……你叫追后台，追的什么人呢？这个刚才出示的证据已经很清楚了，和你说的是两码事。”
审判员直指要害，陈伯达知道未能得逞，一时沉默。
审判员再问：“你们是８月１９日给专案人员讲话，给赵登程讲话的，赵登程根据你这个讲话，在８月２４日作出了作战方案。”
陈伯达面对事实，无法再抵赖了，他不由发出了长叹：“这个发疯的人呀！发疯的人是会有的。我不能担保当时参加专案的人，没有发疯的人……”
当然，按照陈伯达旨意去办的赵登程并没有发疯，此时此刻骂赵登程发疯，也表现了陈伯达对赵的不满，“后台”不但没有追出来，反而现在给他弄来了如此的麻烦。
最后，审判员问陈伯达：“按照你的讲话去追后台，你布置叫追后台，追出来那个假案，你有没有责任？”
陈伯达终于在事实面前低头认罪，答：“有责任。”
特别法庭面对的不是一般的罪犯，他们曾经有过很高的地位，曾经掌握过党和国家很大的权力，有着较高的智商和很强的政治手腕，懂得政治和法律，有一定的反辩护能力。可以说，特别法庭的每一场胜利，都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及其骨干斗智斗勇的胜利，都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胜利。
六、实事求是的认定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如此严重的罪行，特别法庭依照法律原则，在定罪的时候实事求是地作了认定。
陈伯达是中共第八届、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２５５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由于陈伯达参与了林彪集团的反党活动，给林彪编选了“称天才”的材料，带头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等，在９月６日的闭幕会上，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对陈伯达作了严厉的批评，而暂时稳住了林彪。
陈伯达从庐山回到北京后就被隔离审查。自从被隔离之后，陈伯达的犯罪活动也就中止了。“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后，陈伯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特别法庭认为：这也就是说，在１０年文革的内乱中，实际上陈伯达只干了４年。这样，从犯罪的时间上来说，陈伯达是“两案”１０名主犯中最少的一个。
特别法庭在审理陈伯达一案的过程中，对在此之前中央公布的陈伯达的有关罪行进行了认真负责的调查，发现有许多问题都不符合事实。
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这份材料中的主要内容有：
一、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与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关系，被捕叛变，托派问题等。
二、陈伯达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投靠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等。
三、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夺权，是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王（力）、关（锋）、戚（本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采取了突然袭击?熏煸风点火，制造谣言，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等。
四、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等等。
在公安、检察起诉阶段，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特别是陈伯达的一些历史问题，凡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例如“被捕叛变”、“托派问题”等，即使是中央编发的有关陈伯达的材料上写了，但一律不写进这次的起诉书。
根据这条原则，特别法庭在阅读中共中央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６日编发的《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时，发现在这个材料中，只是一些大的原则的话，对于陈伯达的具体犯罪事实，却恰恰没有举出来。作为特别法庭，无论对任何人都应该是负责的，即使是全国人民所愤恨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犯，办案时也必须实事求是，即使中央所发的材料中点到了，但是没有拿到手的证据，就不能随意认定。根据这样的原则，特别法庭在对陈伯达进行法庭调查时，就没有追问陈伯达的历史问题，而是根据起诉书提出的问题，以陈伯达在文革中所触犯刑律的事实进行定罪。
每一个审判员都知道自己的重任——特别法庭不仅代表着正义，同时也代表着公正。特别法庭实事求是的办案原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法制进程。每场的胜利都来之不易！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和骨干分子害怕特别法庭的审判，因为在特别法庭的后面，站着全国十几亿正直善良的中国人民！（未经允许，本文拒绝任何形式的转载，违者必究）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