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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之死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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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治学涉及敦煌学、太平天国文献、方志学、古籍及版本、西学东渐史、中国科技史、目录学等，这其中最辉煌的，就是１９３４年他与向达受“北图”馆长袁同礼所派遣，赴欧洲考察和收集、整理流失海外的典籍。王、向二人分工，一在巴黎，一在伦敦，每日“泡”在各图书馆和博物馆内清查。王重民在搜寻和研究期间，发现和整理了赫赫四大文献——敦煌遗书（后集有《伯希和劫经录》、《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曲子词》、《敦煌变文集》、《补全唐诗》等）、太平天国史料、４部罕见珍本、明清在华天主教教士华文著述（集有《欧洲所藏明清之间天主教士译著述书录》）等，成为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
那正是“五四”之后，胡适等所引进和倡导的实证的科学方法论成为新的一代学者的治学工具之时，胡适揭橥十字治学箴言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之“整理国故”，代表作之一就是王重民在欧洲的重大发现。它也是追踪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将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与古史相印证的治学方法）的得意之作，即用在域外新发现的材料来掀起史学革命，将地上和地下的文献和文物、域内和域外的材料相互印证、相互发明、相互补充，由此揭开中国史学的新时期。
不仅如此，王重民还以他忘我的治学精神感染了许多同道，如当时姜亮夫先生也在欧洲攻读学位，王重民授意其去整理敦煌的音韵卷子，于是姜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一心一意与王重民、向达等在异邦搜寻和研究流失的中国古代文献和文物，也由此终成一代敦煌学的大师。王重民等如此辉煌的学绩，当时曾是国内知识界广为人传的佳话，后来其弟子白化文先生说：“以敦煌学而论，在我国第一代敦煌学者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等先生以后，远赴欧洲进行大量研究工作的学者中，公认成就最高、后来成为学术带头人的，是向觉明（达）先生和王先生。”向、王等人在敦煌目录学方面的贡献，堪称厥功尤伟，以至于钱钟书先生后来创作小说《围城》，当写到留学欧洲的“方鸿渐”时，在笔底尽情调侃和揶揄说：“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等等，这位“混日子”来“镀金”的留学生，怎么能与陈寅恪、王重民、向达等先生来比试呢？
三
令人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的学人，后来竟为险恶的环境所逼迫，在他深爱的治学之地悬梁自尽了。
陈寅恪先生曾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一文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说的虽是王国维，其实对王重民来说也差几似之。
早在１９５４年批判冯雪峰的大会上，以“喇叭”自称的郭沫若就说：不仅文学，还有历史、哲学、经济学、艺术、语言学、教育甚至自然科学，在所有这些领域里，都要开展思想斗争。此后果然此类思想斗争连绵不绝，王重民也先后在两场重大的事关知识分子“巨劫奇变”的运动中不幸受难。一是１９５７年因为给军代表和个别馆领导提了意见，遂成为右派；二是文革中被关入“牛棚”，又于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再次受到人身侮辱。
这前者的“牛棚”经过，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一书中有所记述，书中，季先生在“棚中花絮”一节中记述了对“图书馆学系一教授”的回忆：“这位教授做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是国内外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和敦煌学家”。“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我意料，这位老教授被叫出队外，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他脸上响起，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在当时那种阴森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王重民用手纸记载“思想汇报”，不管他出于何种考虑，在那种年代的确是可堪记入《“牛棚”新世说》的，但他为此领受的代价也是凄惨和屈辱的。也许，后来当这种劫运再一次面临时，他就再也无法承受了，他不惜玉石俱焚！那就是今天看来是笑话般的“批儒评法”运动。
１９７４年，专家身份的王重民被“邀请”去参加鉴定和整理所谓“法家”著作，老老实实的他标点了一部《管子》，又带领学生编写《法家著作书提要》。但当要他鉴定所谓“法家”李贽的伪书《史纲评要》时，他为读书人的良心所驱使，说了一声“不”！即对帮派人物硬要把被伪造的“法家”李贽的著作说成是真的提出了抗议。王重民从他多年积累的专业功底和见识，当然知道那是一本伪作；他说“不”，也就是他反对把源远流长、灿烂夺目的中国历史学和文献学搞成是完全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厚黑术”。而当他的治学原则和人格准则一同受到了“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考量时，他义无反顾地以自身的毁灭来书写自己的“墓志铭”，那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出入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往往于“劫尽变穷”时的一种选择，何况那又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之时呢。于是，“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四
１９７４年，“批儒评法”运动的闹剧步入高潮时，有好事者说在福建泉州的“文管会”发现了一部“海内孤本”的“法家”人物李贽的著作《史纲评要》。当时李贽的著作《藏书》、《焚书》等都是作为重要的“法家”著作大量印刷出版和广为发行的，现在又平添了一部，在那些“当代法家”看来，当然是喜不自禁的事了，于是这部“海内孤本”的整理和出版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给了中华书局。其时正是毛泽东下令点校《二十四史》即将竣工之时，出版社遂请参与点校的诸位老先生帮助断句。在此过程中，一些老先生对《评要》产生了怀疑：这部意见甚陋的著作，竟与李贽其他著作内容相悖，且其出处也甚有问题，即它仅见于《福建通志》的著录，或当系一部伪书也未可知。然而“帮派政治”是不问真伪的，既然是“新发现”，且书中的一些观点又能支撑“帮派政治”的影射需要，于是对它也就格外重视，遂由北大的迟群等布置“鉴定”——其实结果早已确定了，不过是走过场而已。
中国的一部书史也伴随着一部辨伪史，其中如王重民的老师陈垣等都是这方面卓有成就的大家。古人常借名家以自重，尤其是明代以后，书贾为了射利，更将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王重民是著名的版本学家，深知造假者的伎俩，他曾在其代表作之一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中三致意焉；对李贽的伪书，他也有过深入的考辨。这时王重民作为专家，理所当然地被选入“鉴定”者的名单中。果然他“火眼金睛”，如数家珍地引证和辨伪，指出此书并非“孤本”。以他的见闻，“似曾相识”的就有上海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收藏，甚至他还引证参订了刊刻者的许多史料，每一项结论都大大触仵了当道的用心——即“不能轻易否定法家著作”的旨意。王重民对“评法”运动不识相、泼冷水，也就不经意间种下了祸根。
但是帮派人物还是不死心，他们寄希望于王重民是“孤证”，或许还可以通过继续“鉴定”给予改变，于是“大度”地让王重民继续带着学生在图书馆考证。没有想到这真是一着臭棋，王重民居然在北大图书馆寻出一部明代万历版的《史纲要领》，这部姚舜牧编订的书正是所谓李贽《史纲评要》的“祖本”，它刊刻于李贽死后的８年，却早于《史纲评要》问世之前的３年，两书内容雷同。而《评要》的某些评语系针对《要领》一书而发，甚至是抄袭后者而成。显然，《史纲评要》是一部伪书。王重民老吏断狱，堪为对此书“鉴定”的定谳。此说一出，帮派人物大惊失色，“梁效”竟厉言不得纠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