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之死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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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重民夫人刘修业女士在《王重民活动编年》中追述当时的“险情”，她说：“１９７４年６月，江青在天津‘儒法斗争报告会’上，宣布‘又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正准备出版’。这是‘四人帮’出于搞政治影射的需要而提出的。不少专家怀疑这部书是托名李卓吾的伪书。为镇住众人，‘四人帮’在北大、清华的代理人想让有三（即王重民）从目录学上予以正面的鉴定，借助于他在目录学上的威信肯定这部书。但有三从学术上研究后，认为是伪书，不肯说出卖良心的话，因此遭到忌恨。有一次他们发着火指着有三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完全撕去科学的伪装，赤裸裸地加以利诱和威胁。这伏下了后来他被诬蔑迫害致死之祸机。”这也就是说，王重民一身系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之大师，又不曲学阿世，自然就招人头痛和痛恨。当时在那些由上面组成的奉命为“法家”著作披红戴绿的鉴定专家和学者中，有的不免承风希旨，有的则诚惶诚恐，于是“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或直接出面，或旁敲侧击，又打又拉，结果没有得逞。此前在北京还召开了全国“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决定先行出版该书的试印本，迫于压力，到场的王重民没有公开站出来指谬。而当江青宣布将正式出版此书之后，王重民的“鉴定”结论就成了出版此书的严重障碍，何况王重民又不听话、不改口呢。于是翌年４月１５日，在北大全校大会上，王重民因不肯照帮派人物定下的调子说假话，这伙人于是恼羞成怒，竟在全校大会上将王打成“资产阶级土围子”（肖东发《王重民与向达先生祭》），即被不指名地遭到诬蔑和斥责。
于是，又在翌日——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天：即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６日的深夜，“士可杀不可辱”的时年７３岁老翁的王重民，在颐和园长廊上自缢了。终于，他与在这场“巨劫奇变”中的老舍、傅雷、刘盼遂、陈梦家、向达、傅洛焕、汪（竹钱）、李平心、翦伯赞、邵循正等同道一起，以及与先前在颐和园长廊投水的王国维先生一样，用极为惨烈的方式，相似于当年李贽自谓“七十老翁何所求”而在狱中自刎、王国维一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而跃入水中，共同身殉了中国文化之既倒，与之共命而同尽矣。是为殉道，也是对堕道者的一种无声的抗议。
刘修业女士后来回忆说：王重民是夜出家临走前，在书桌上放下了手表和一本《李卓吾评传》。所以置一册《评传》于桌上，盖有深意存焉，即他因不肯迎合批儒家者的旨意，坚拒为托名李卓吾（即李贽）的伪书作伪证，而当年李贽也是以七十稀龄遭当道诬陷，慨然自刎于狱中，遂是其所自况云云。世纪中国的头尾，继李贽之后的王国维、王重民，双双在那暮色中的颐和园，为２０世纪的中国、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化，平添了几分血色的亮光。
五
说完王重民先生的赴死，还不得不说另外两位人物——王重民的夫人刘修业和王重民的学友向达。
古人有赵明诚、李清照伉俪之雅趣，王重民与刘修业夫妇也是２０世纪中国图书界的一对佳配和一段佳话。二人曾在巴黎一道寻访古籍，所谓“青衫红袖，共结同心，举案齐眉，翰苑增色”；及至王先生遽归道山，谢国桢老丈感慨道：“鸿案齐眉，却不能同登白首，与漱玉、明诚前后如同一辙，实乃人生的憾事。”而刘女士此后含愤全力为丈夫整理和出版遗作，以至人称“刘修业可谓以个人之力有计划的主持领导和组织了８０年代中国的王重民研究”。王重民遗著出版就绪，刘女士以诗纪曰：“我居人世君泉下，欲诉衷情已不能。伴读窗前书盈万，重翻箧底稿尘封。焚膏继晷偿遗愿，杂下丹黄对孤灯。一卷编成聊自慰，艰辛历尽悟死生。”“余生劫后十余年，岁月侵入两鬓斑。燕勺园中双栖处，未名湖畔共婵娟。胸怀磊落悲永逝，心绪凄凉苦孤单。独自埋头理旧稿，忍教遗墨付风烟。”刘修业，１９３２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１９３３年进北平图书馆，１９５３年调入科学院历史所，她的大半生和王重民一样，都是从事于图书资料的工作，堪为一对“脉望”的书人。
向达先生，与沈从文的经历相仿，都是湘西土家族人。向达先前毕业于东南高师，此后经历又与王重民相似，日以读书、研究为务。新中国成立后，向达是第一批的学部委员之一，同时受任北大校务委员兼图书馆馆长。向达在图书和治学之外的空间生活，也与王重民相似之，他们热爱祖国，又不乏书生之气，如向达档案中所云：其人也，“富于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对５０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表示不理解”，其性格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所谓其“憨直”处，如其曾以诤友自况，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云云，于是与王重民相同，都是“老右”之属，且都有唐僧西方取经迭遭磨难的经历。此前“鸣放”之时，向达曾提出在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民族问题这五项最热门的史学讨论），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于是其后果可想而知。
向达“憨直”如童言无忌，而对其早有戒心的人就似师爷的断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向达不光有“右派”言论，硬说他还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中国历史学界的大右派，就非其人莫属了（第二号人物）。再后，也就是那场浩劫中，向达较王重民先生先走了一步——取北大历史系考古学教授邹衡先生的亲历见闻：“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１９６６年６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６６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向达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４日因不堪迫害而自杀的，此前他还曾“憨直”地认为所谓“文革”对其侪辈而言，是所谓“凤凰涅（槃），获得新生”的机遇，不曾料想其严酷使这位曾以“铁汉”自居的土家族人竟轻掷了自己的性命，成为“巨劫奇变”中无数身殉中国文化的士子之一。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