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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演“样板戏”的岁月
作者：王德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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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不必扯得太久远，就是“样板戏”确立之前的同一剧目，也允许有各自的唱念做打和舞台调度。这里只说后来极尽红火的《红灯记》。这出戏的题材来自于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１９６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之拍成故事片后，影响很大，许多戏曲剧团争相以此为题材编演现代戏。我当时就知道哈尔滨市京剧团、上海爱华沪剧团、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都据此改编成不同剧种、不同风格的《红灯记》；而后来成为“样板戏”的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即是由翁偶虹、阿甲根据沪剧《红灯记》改编的本子。１９６５年秋天，时为河北省戏曲研究室编辑的我，曾在邯郸市看过河北梆子剧院自编自演的《红灯记》（那晚李先念副总理也在剧场看戏），高明利扮李玉和，齐花坦扮铁梅，路翠阁扮李奶奶，可谓名家济济。这出戏的唱念与后来的“样板戏”大不相同。记得李玉和被捕后在狱中有一〔安板〕段唱：“老人家莫要悲痛莫心酸，报仇雪恨总有那一天。”铁梅在狱中也有一〔二六〕段唱：“抬头望断南飞雁，低首思亲眼望穿。”这些虽无豪言壮语但充满深情厚意的唱段，优美而深沉，后来在按“样板戏”重新移植后，不复存在了。
本来，各剧种不同版本的《红灯记》，按自己的条件和风格演出着，就很好，但自京剧《红灯记》“钦定”为“样板戏”后，各剧种必须照此移植，而在移植过程中却严重地破坏了艺术规律，有的甚至还因此带来种种灾难。对于学习移植“样板戏”，１９７１年初的《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都明示“地方戏曲移植革命样板戏是一场革命”，要求各地方剧种“在‘样板戏’创作原则指导下，对自身的剧种艺术进行革命化的改造”。并严格规定，学演必须“不走样”。上海越剧院排演《龙江颂》时，于会泳就下达过中央文革指示：“词儿一个也不能改，调度一点也不能动，就是唱腔用越剧的，其他都要按京剧原样来演。”有了“不走样”和“按京剧原样来演”，各地方剧种不得不违背自身的剧种特点，使地方戏难以发挥自己的唱腔特点，甚至有的变得不伦不类。在以“样板戏”创作原则“对自身的剧种艺术进行革命化的改造”的指令下，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只好对原来演出成功的《红灯记》推倒重来，按照“样板戏”的模式重新移植。表演上还好说些，按“样板戏”的路子走就是了，但唱腔却是个难题。因为河北梆子唱腔和京剧唱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声腔体系，“不走样”实在难办。音乐设计人员只好按照梆子的板式硬套：京剧若是〔导板〕，梆子就用〔尖板〕；京剧若是〔散板〕，梆子也用〔散板〕；京剧若是〔西皮三眼〕，梆子就用〔大慢板〕。在节拍上，京剧若是４小节，梆子必须也是４小节，不得越雷池一步。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设计人员只好掐着秒表来设计唱腔，不能长，也不能短。这种设计方式，现在听来很可笑，但在当时却是很严肃的政治任务。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束缚了创作人员的创作才能，而且设计出的唱腔总带京剧味。这也是把戏曲唱腔“政治化”带来的恶果。当时，有一位在唱腔设计上造诣很深的专家气愤地说：音符有什么阶级性，哪个阶级的音乐不都是１．２．３．４．５．６．７吗?芽这样的言论必然招致祸灾，遭到批斗。
在“不走样”的艺术桎梏下，排演“样板戏”的演职员人人自危，生怕在哪个关节上，一不留神儿出现差池而招来祸端。比如《红灯记》中李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丁补在什么地方，有多大面积，各剧团、各剧种的李铁梅的上衣，必须完全一样，否则就是“破坏‘样板戏’”。１９７４年，河北省艺术学校京剧班师生排演了第二批“样板戏”中的《杜鹃山》，在农村和石家庄多次演出。有一次在石家庄八一礼堂?穴现已改建为“世纪大饭店”?雪演出，我负责“跟幕”，亲睹了舞台工作人员风声鹤唳的紧张情状。这出戏的第四场叫“青竹吐翠”，剧本中关于这一场的布景提示是：“新竹泛绿，青翠欲滴；杜鹃盛开，绚丽多彩……”舞台队的一位极细心的老教师，因多次观摩过“样板戏”，记下了舞台上的许多细节，这次演出她回忆起“样板戏”《杜鹃山》布景上的杜鹃花是５４朵，生怕我们学演的《杜鹃山》“走样”，开演前她就急匆匆地在台上一朵一朵地数，看是不是５４朵。数的结果是５４朵，她才长长吁了一口气。其实，李铁梅上衣的补丁补在哪儿，有多大；杜鹃山上的杜鹃花有多少朵，完全可以依据演员的身材和舞台的大小而定，没有必要这样严苛?选再者说了，《红灯记》剧本关于剧中人服饰提示上，并没注明必须是多大的“补丁”。补丁大是穷人家的孩子，补丁小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杜鹃山》剧本关于布景提示上也只说“杜鹃盛开，绚丽多彩”，也没注明必须是多少朵花。５４朵花叫“绚丽多彩”，５３朵也可叫“绚丽多彩”。这就像传统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所用的“城楼”，不同剧团演出时大小、高低各不同，不也很好吗?芽话是现在这么说，在当年是万万不可出此言的。
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年代，无论是排演“样板戏”，还是移植“样板戏”，因稍有不敬的言论或“走了样”的舞台演出而被扣上“反对‘样板戏’”罪名的情况，多有所见所闻。东北某市有个京剧团演《红灯记》，演到第六场“赴宴斗鸠山”，剧本规定情景是：日本宪兵队的伍长将李玉和拉下去受刑，但李玉和宁死不讲，伍长复上场后向鸠山道：“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选”鸠山道：“宁死不讲?芽”伍长：“队长，我带人到他家再去搜?选”鸠山：“算了。共产党人机警得很，恐怕早就转移了?选”可能是由于扮演伍长的演员过于紧张，他复上场后说成了：“报告，李玉和招了?选”扮鸠山的演员一听满拧了，但他很机灵地来了个“救场”：“招了?芽不可能吧?芽算了……”演出结束后，扮伍长的演员以“破坏‘样板戏’”罪名被定为反革命”，遭长期批斗。应该说，扮伍长的演员是严重的失误，但“鸠山”的“救场”已经“救”过来，接受教训也就是了，不至于被打成“破坏‘样板戏’”的阶级敌人遭批斗。上海郊县的一位乡间戏曲艺人，因学演“样板戏”时加进了一些“噱头”笑料，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北京有位舞蹈专家，在为“五七干校”学员排演《红色娘子军》时，因舞台小，难以按“样板戏”的原样排演，只得将舞步稍加改动。就这么一点改动，竟被扣上“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罪名，对之进行残酷迫害，那位演员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被迫自杀。——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实人实事。这许许多多的冤案，揭示出“四人帮”极左文化专制在文革时期横行肆虐之一斑。
不过，在“天高皇帝远”的情况下，出现对“样板戏”不恭的表现，也就无法问咎了。我的家乡冀中蠡县爱唱戏，文革时许多村镇仍有民间剧团，当时也只能演“样板戏”。记得１９６８年春节我回家探亲，村里来了潴龙河南岸某村的一个剧团，头天晚上演《沙家浜》，演胡传魁结婚那场戏时，竟增加了一个打扮妖冶的女子舞着绸子满台跳舞；胡传魁和刁德一也不知穿的什么部队的服装，两个人还都戴着眼镜，他们可能认为凡大官都戴眼镜吧?选念白是满口蠡县话，至于低八度的唱腔更听不出哼的什么。第二天晚上演《红灯记》，所有演员的服装都是农民常穿的衣裳。李奶奶、铁梅穿什么，戏装和农民衣裳不好分也就罢了，这还能凑合，但也让日本宪兵队的侯宪补穿着农村男式对襟小棉袄，留着寸头，不戴帽子，脖子上围着白毛巾，左腋下还夹着一个６０年代办公用的硬纸板做成的文件夹，这就有点不伦不类了。——这样学演“样板戏”，如在城市必然会被抓起来，但在穷乡僻壤却安然无恙，老百姓看后一笑也就拉倒了。
当年，坊间还有一些传闻，说来也很有意思。如说某剧团演《智取威虎山》时，第六场“打进匪窟”，剧本规定是——座山雕：“脸红什么?芽”杨子荣：“精神焕发?选”座山雕：“怎么又黄啦?芽”杨子荣：“防冷涂的蜡?选”扮演杨子荣的演员可能由于太紧张，这段对话的台词变成了——座山雕：“脸红什么?芽”杨子荣：“防冷涂的蜡?选”座山雕一时没反应过来，照问不误：“怎么又黄啦?芽”扮演杨子荣的演员一听，第一句说错了，又不能收回，遂改口现编词儿：“又涂了一层蜡?选”另据闻一个区级剧团演《红灯记》，在“刑场斗争”一场，铁梅在监狱中见到了李玉和，李玉和欲道明他与铁梅的关系，即他不是铁梅的亲爹，按剧本唱道：“有件事几次欲说话又咽，隐藏我心中十七年。我……”这时铁梅打断李玉和的唱，应急忙说：“爹?选你别说了，您就是我的亲爹?选”据传扮铁梅的演员看到台下有某大人物看戏，紧张过度，竟说成了：“爹?选您别说了，我就是您的亲爹?选”这些带有某些调侃的“版本”，现在很难查实。其实也没必要查实，它们之所以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或者是由于“不许走样”原则搞得演员非常紧张，把台词说错了，这就是人们生活中常说的“越怕越出错”；或者是观众出于对“不许走样”文化禁锢的不满而演义出来的。
在排演“样板戏”整个过程中，不仅是学演、移植不能走样，而且江青横行霸道，颐指气使，对原“样板戏”的编演人员稍有不从，也以“破坏‘样板戏’”治罪，“卸磨杀驴”，睚眦必报。如著名导演阿甲，是“样板戏”《红灯记》的主要创作人员，既是导演，又是编剧之一，他早在１９３８年于延安时就与江青同台演过反映抗日的京剧《松花江》，（套用的传统戏《打渔杀家》的形式），阿甲饰父亲，江青饰女儿。由于他在《红灯记》修改过程中几次抵制过江青的不合理意见，竟被打成“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分子”，遭残酷迫害达十年之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１９２８年生，祖籍河北，７岁登台，１５岁出名，曾与杨宝森、金少山、马连良、侯喜瑞等京剧大家合作演出，蜚声剧坛。１９６４年她在《沙家浜》中扮阿庆嫂，一炮打响，毛泽东看戏后称许“阿庆嫂演得好”，并说“你是京剧阿庆嫂的第一个扮演者”，后遂有“第一阿庆嫂”之誉。开始江青对赵燕侠关爱有加，甚至还亲手剥糖块放到赵的嘴里。后来江青送给赵一件毛衣，赵看不惯江青的横行霸道、反复无常的作风，借口自己体胖而未穿，江青遂派人将毛衣取回。对“不识抬举”的赵燕侠，再演“样板戏”《沙家浜》时，江青坚决把她拿掉，换上了昆曲演员洪雪飞。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１９１９—１９７５），河北霸州人，工武生、老生，１９３８年拜“余派”名家余叔岩为师，武生又宗“杨（小楼）派”，文武兼备，无人能比，１９６４年他作为Ａ角李玉和，主演《红灯记》，饮誉京华。当时钱浩梁（文革中江青为之更名“浩亮”）只是Ｂ角。只因当时设计《红灯记》唱腔的李少春有自己的主见，没有听江青的瞎指挥，江青便找个托词指责李少春，说他扮演的李玉和“没有工人阶级气魄，不像个工人”，后换上了钱浩梁。……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十几个“样板戏”中，大都是凭江青的一句话即主角易人，前者被一棍子打入地下，后者一步登天。如此这般，广大观众就只知“样板戏”中主角的大名。其实，公正地说，现在“样板戏”中那些主要演员的艺术造诣和演艺水平固然不错，但若让被换下来的赵燕侠、李少春等名家来演，一定不会在“样板戏”演员之下。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