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胡耀邦与作家刘绍棠的深厚情
作者：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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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
从北京大学退学后，刘绍棠只在文学讲习所待了很短时间，主持讲习所的丁玲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讲习所”便停止了正规化办学方针。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高潮，团中央组织干部奔赴全国各省帮助工作。团中央的工作总团，由胡耀邦任团长，他安排刘绍棠担任中南分团湖南工作组组长。
在湖南工作时，刘绍棠仍抽空写小说，中篇小说《夏天》的几个章节就是在这里写出的。另一部最后未能出版，但令刘绍棠念念不忘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是根据当时参加农业合作化过程的素材完成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胡耀邦对刘绍棠创作的帮助及其实际效果。
１９５６年３月，经康濯和秦兆阳两位作家介绍，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会员。由于仰慕苏联著名作家萧洛霍夫，刘绍棠便准备走萧洛霍夫专写自己家乡顿河地区的道路，希望以自己的作品描绘出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２０世纪的的多彩画卷。为此，他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经胡耀邦及团中央批准，他从１９５６年４月起专事创作，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生活。
刘绍棠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并不是没有认真考虑的。当时的稿酬是较高的，刘绍棠的几本书又颇为畅销，因而已有了相对可观的收入。当时他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已准备出版，稿酬算下来可以有３．５万元。这笔钱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按刘绍棠的打算，拿出这笔钱中的５０００元，在自己出生之地小村，盖一座四合院，过萧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再用１０年时间，写出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在这１０年里，即使不发表和出版作品，仅靠这笔钱的利息，也可以衣食无虞。
但是事情总不是料想的那样顺当。刘绍棠从事专业创作后，回乡挂了一个乡党委副书记职，以便体验生活。１９５６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年轻气盛的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被人告到了团中央。有人提出要处分刘绍棠，可胡耀邦不同意。胡把刘找去谈话，在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的同时，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折腾；还说这是延安时期“轻骑队”的作风；同时批评刘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
刘绍棠当时刚刚２０岁，年轻气盛。他认为胡耀邦听到的一些情况与事实有出入，便当面争执起来，胡耀邦也发起火了，谈话最后不欢而散。在临走时，胡耀邦严厉地说：“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１０００万字的书，向我汇报。”
１９５７年春天，毛泽东提出“大鸣大放”的口号，文艺界十分活跃。由于刘绍棠爱“放炮”，许多座谈会都请他参加。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５周年时，刘绍棠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
刘绍棠的言论遭到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严厉批判。周扬在他那篇著名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发言中，用了很多篇幅，批判刘绍棠的思想和观点（在后来正式出版的整理稿中，对刘绍棠的批评有所弱化，但对丁玲、冯雪峰依然十分严厉）；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也先后多次提到刘绍棠。反右斗争开始，年仅２１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这次的反右运动，涉及知识分子之多实属罕见，许多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刘绍棠被判为“右派”之后，最令人惋惜的，是他正旺盛的创作势头被阻扼，一部已经写成的５０万字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因之灰飞烟灭。这的确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候，胡耀邦又找刘绍棠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在反右运动开始时，胡耀邦正在国外访问，秋季他从国外回到乌鲁木齐，立即打电话询问团中央的反右情况，当得知有许多同志被打成右派时，心情十分沉重。回到机关后，他马上找重点右派人物个别谈话，刘绍棠就是其中一个。
刘绍棠后来回忆，到了机关一个小会客室后，胡耀邦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和他紧紧握手，眼里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神情，接着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
刘绍棠一愣，很快并断然一摇头：“没有！”
胡耀邦追问：“有没有想过自杀呀！”
“没有！”刘绍棠仍然摇头。
到了晚年，刘绍棠才在一部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杀一批、关一大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１９５８年３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基本不抓。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的念头为羞耻。”
胡耀邦听到刘绍棠的表白之后，打了个手势，叫他坐到自己身边，把茶几上的香烟推给他，顺口问：“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
刘绍棠不假思索地回答：“５年后，我在哪儿摔倒，还要在哪儿站起来。”
为什么是个“５年”呢？这是茅盾在批判刘绍棠时讲的，刘绍棠信以为真。
突然，胡耀邦提高了嗓门，几乎有些口吃地喊道：“好……好样的！２０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这里虽然用了一句民间俗语，但了解党内斗争残酷性的胡耀邦，是深知这场运动的严峻程度的。
刘绍棠一听“２０年”，心中不由沉了下来。
接下来，胡耀邦脸沉下来：“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
刘绍棠低下头，把毛泽东、陆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批判他的一些话，拉出来作为回答：“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
胡耀邦没耐烦听刘绍棠给自己列罪状，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
刘绍棠一听，不禁愕然，“骄傲”？毛泽东等人认为是大反社会主义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胡耀邦这里成了个人性格的毛病，他直着眼睛张大了嘴。
胡耀邦点了一支烟，态度平和了一些说：“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
胡耀邦说的“连我也看不起”，是指刘绍棠１９５６年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闹的事。胡耀邦当时批评他，他不服气并出言顶撞，搞得不欢而散。
但在口头上，刘绍棠并不承认：“我没有……没有！”
胡耀邦神情很难过，长叹了一口气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一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
长久以来，胡耀邦一直关心刘绍棠的成长。１９５２年冬季，１６岁的刘绍棠创作才华刚刚初露，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谈话，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约定，要刘绍棠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可刘绍棠忙着创作，对谈话之类没多大兴趣，所以一次也没主动找过胡耀邦，每次都是胡耀邦约他才去。这就是胡耀邦所说的“不请不来”。
“请也不来”，是指１９５６年冬季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一位老作家的一部作品时，刘绍棠与文艺界的领导发生争执。这事间接与胡耀邦还有点关系：一次胡约刘绍棠谈话，中间恰好谈到这部作品，胡耀邦坦言这部作品水平不高。座谈会后，胡耀邦找刘绍棠谈话。刘绍棠知道要挨“克”，便找借口，就是不去。所以胡耀邦说他“请也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