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胡耀邦与作家刘绍棠的深厚情
作者：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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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对刘绍棠的宽容和亲近，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理解。但在“反右”运动之前，文艺界就有流言，认为胡耀邦对刘绍棠宠纵溺爱，使其无法无天，有位老作家还说刘绍棠是“团少爷”。这些话，也传到胡耀邦的耳朵里。刘绍棠对人情世故理解不深，同时怕胡耀邦的批评，所以，更加地“不请不来，请也不来”起来。
胡耀邦与刘绍棠谈话因大大超过了约定时间，工作人员几次开门示意，胡耀邦只得结束这次谈话。临别时，胡耀邦爽朗地说：“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３分钟时间，赶快说吧！”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绍棠泣不成声。
胡耀邦站了起来，严正地说：“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谡，不能含糊。我把毛主席送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送给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
刘绍棠回答：“屈原的《离骚》。”
“会讲吗？”胡耀邦追问。
刘绍棠没有吭声。
胡耀邦解释说：“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蒿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呵，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哟！我的车赶紧原路而回吧，趁着误入歧途还不远。”
刘绍棠知道了胡耀邦的意思，赶紧点头。走到会客室门口，胡耀邦紧紧握了一下刘绍棠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２０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最后这句话，刘绍棠记了２０年。１９７８年，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平反工作。刘绍棠给他写信，他回信叫刘绍棠去谈话，一见面便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刘绍棠说起２０年前的这句话，胡耀邦仰起头想了想，说：“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是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
友谊及情感延续
刘绍棠被开除党籍后，回家乡劳动。在乡亲们的爱护下，有了更多更丰富的人生体验。１９６２年春天，他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又发表了他在６０年代唯一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胡耀邦知道后，把他找到自己家里谈话，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刘绍棠说想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胡耀邦马上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其予以帮助。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负责人曾是北京团市委书记，刘绍棠便说定了到该学院教书。
可事不凑巧，刘绍棠的户口迟迟转不到北京，而国家的局势却发生了变化。为了度过困难时期，当时无论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都在裁汰冗员，包括北京师范学院，也被裁多人下放支农。等到刘绍棠户口转到北京，不仅该学院院长调动出任大使，胡耀邦也到陕西省委当书记去了。几种因素凑在一起，刘绍棠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仍只能填上“无业”。好在他还可以靠稿费生活，并大写其长篇小说《狼烟》。
刘绍棠住在北京自己买的一所房子里，日子还算安宁。但１９６６年６月以后，全国开始遭遇文革风暴。刘绍棠不敢出门，他的家人告诉说，团中央楼台示众，胡耀邦被挂上大牌子，拧住胳臂，掐住脖子，抓住头发，被肆意凌辱……连一个长期革命、忠诚党的事业的领导，都被如此对待，刘绍棠一个“摘帽右派”，日子还能好过？这时，又是家乡的亲人接纳了他。在家乡，他避开了文革的血雨腥风，在乡亲们的爱护下，还写出了３部长篇小说。用刘绍棠后来的话：“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于难——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
粉碎“四人帮”之后，刘绍棠在文学创作上恢复最快。在大部分作家才刚刚开始尝试“伤痕文学”，运用文学形式进行对文革批判揭露之时，他便以一篇《蒲柳人家》，用淳厚的乡土风情和鲜活的文字，接通了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脉络，给读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１９７８年，胡耀邦主管全国全党的查处冤假错案工作。刘绍棠与胡耀邦久别重逢，相互有许多的话说。胡耀邦回忆到刘绍棠的第一本小说集《青枝绿叶》?熏连其中的几个篇目都还记得。他们接续了２０年前的那次谈话。胡耀邦仍认为刘绍棠的问题不过是骄傲，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他的问题。在胡的指示下，共青团中央于１９７９年１月，彻底改正了１９５７年将刘绍棠错划为右派的政治结论。
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刘绍棠的小说创作进入了爆发期。全国多家报纸杂志，不断出现他的中篇乃至长篇小说，他是要把耽误了２０年的岁月全补回来。由于他的创作实绩，有关部门想调这位“自由”作家去从事文化行政工作，理由是?押年龄适当（当时４８岁），党龄３１年，大学学历，这几条都符合当时“革命化，专业化，年轻化”标准。
刘绍棠再三向有关部门婉谢。可是在进行民意测验时，他的票数又居于前列，因此组织上打算把他安排到文艺团体担任负责工作。
创作和工作出现矛盾，刘绍棠又一次想到胡耀邦。他虽然知道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工作很忙，暑夏时又在北戴河办公，但他依然发出信函求助。
在给胡耀邦的信中，刘绍棠进行了数千字的自我解剖，认为自己容易感情用事，热烈狂放；还不大会搞平衡、协调折中；缺乏组织才干和行政管理能力；还运用文学的夸张手法，说如果当官，必然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误国害己，绝没有好下场。他还在信中向胡耀邦保证，要从１９８４年（４８岁）到１９９６年（６０岁），用１２年的时间，一口气连续写出１２部长篇小说。从政不如从文。胡耀邦应允了刘绍棠的请求。
自此以后，刘绍棠便以全副精力井喷一般地进行创作。尽管在当年的１１月，他突发重病，险些猝死。但在病后的两年多时间，他在遵照医嘱尽量减少社会活动的情况下，坚持写成了《豆棚瓜架雨如丝》、《这个年月》、《十步香草》、《柳敬亭说书》等４部长篇小说。１９８８年８月，刘绍棠因过于劳累，患中风，导致偏瘫。但他以病残之躯，仍奋力创作，在１９９５年，即距向胡耀邦保证的１９９６年提前一年，完成了１２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刘绍棠与胡耀邦之间，真正有着不解之缘。在刘绍棠成长的关键时段，总能获得胡耀邦的支持和援手。从１９５２年，刘绍棠１６岁时与胡耀邦第一次谈话起，一直到胡耀邦的逝世，用胡耀邦夫人李昭对刘绍棠一个子女的话说：“耀邦与绍棠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胡耀邦是党的高级干部，刘绍棠是一个小他许多的作家，但胡耀邦却一直关怀和爱护这位富有才华的文化人。而刘绍棠，也一直在心中将胡耀邦当成自己“最可敬佩又备感亲切”的“终身之师”。让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最大程度发挥才华，是一个党的工作者重要而必须的工作。胡耀邦与刘绍棠之间的亲密友谊，以及共同努力获得的成绩，正是这种工作最出色的体现。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