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胡适“逼上梁山”的文学革命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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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胡适初读此诗时，还不明其中的真义，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叔永戏增诗，知我乎？罪我乎？”隔了几日，他终于明白个中三昧，于是，他又写了一首很庄重的诗，以回应朋友们对文学革命的质疑：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这里所提出的“诗国革命”的主张，恰恰凸显其对文学革命，已是思兹念兹、义无反顾的急切心情。然而，正是“诗界革命”，“作诗如作文”惹来诸多“官司”。梅光迪首先发难，认为诗和文是两个不能混同的概念，“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Ｐｏｅｔｉｃ ｄｉｃｔｉｏｎ）与文之文字（Ｐｒｏｓ ｅｄｉｃｔｉｏｎ）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又说：“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矣，以其太易易也。”胡适不赞成所谓“诗文截然两途”的说法。最初，胡适还没有想到用白话作诗，他所设计的“诗界革命”，仅仅是不避“文之文字”，以真实随意地表现真实的思想感情与真实的社会生活。
可是，梅光迪对于这点初级的要求，却如骨鲠在喉，浑身的不舒服，一次一次地发难，明确表示其反对文学革命的态度。他致信胡适说：“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虽然，“初有大梦，以创造新文学自期。近则有自知之明，已不作痴想”。梅光迪的态度再明白不过，因为，“文学革命”乃是“大梦”和“痴想”，所以，他已决定与胡适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胡适没有放弃证明“文学革命”的合理性，为反驳和说服反对者，他集中时间和精力，以致挤占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认真研究文学和文学史。１９１６年春，他终于有了新的发现，那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革命：
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
而到了元代以后，词、曲、散文、剧本、小说，都成为第一流的文学，其所以是第一流，就是因为它是“皆以俚语为之”的“活文学”。事实上，文学的衍变乃至变革，无非是以新的活的工具，即新的活的文字形式，替代旧的死的工具，即旧的死的文字形式的革命。胡适将自己的考察心得，及时地向梅光迪陈说，以期得到朋友们的理解和支持。他真诚地希望能和绮色佳的朋友们，共同探讨和实践文学革命。
胡适的信发出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不过，他坚信熟谙西洋文学史的梅光迪，不会悖于学理，说出违忤真理的话。果然不出所料，梅光迪来信赞同胡适的说法，并且说：“骤言俚俗文学，必有旧派文家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
胡适喜出望外，连梅光迪也自称“我辈”，他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他更坚信文学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更有一种为之前驱、舍我其谁的躁动，所作《沁园春·誓诗》，正是抒发其难以抑制的豪情：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逼上梁山
１９１６年６月中旬，胡适前往克利夫兰城，参加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途经绮色佳，又和那帮朋友们讨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他大胆提出要“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虽然朋友们对此犹豫不决，但是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的钻牛角尖了，他们中还有人写了几首白话诗送给胡适，任叔永还决定在科学社的年会上，首次改用白话进行演说。他和朋友的争论似乎已趋缓和可是，当他和梅光迪相遇绮色佳，就此重开论战时，两人又是各执一词，不欢而散。
时隔不久，围绕任叔永的一首诗的争论，又将他们的分歧引入莫此为甚的境地。胡适回忆说：“我回到纽约之后不久，绮色佳的朋友们遇着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产生了一首诗，引起了一场笔战，竟把我逼上了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暑期的一天，绮色佳的朋友们泛舟凯约嘉湖，舟行湖中，便起波浪，他们立即上岸，手忙脚忙之中，将船弄翻，所幸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任叔永为记此趣事，作《泛湖即事诗》寄予胡适，诗为四言古体，所记翻船事曰：“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
胡适看后，认为“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读者方疑为巨洋大海，否则亦当是鄱阳洞庭”。可是，任叔永却对“小题大做”之说不以为然，仍然以为所写覆舟一段为“全诗中坚”。胡适再致信任叔永，一改舒缓温和的语气，不客气地批评说：“诗中写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足下不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一无精彩。”并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前之死句”出现。为人憨厚的任叔永，一直以为胡适是诗文的权威者，面对如此尖锐的“全盘否定”，任叔永再也不为偶得佳句而沾沾自喜，很诚恳地给胡适致信说：“顷读来书，极喜足下能攻吾之短。”有此胸襟和气量，总不会再另出枝节吧？
可是，这封信，偏偏让梅光迪看到，他觉得胡适太自以为是，目中无人了，便去封长信，很是数落了一通，不同意所谓古字皆死、白话皆活的观点。所谓“沈浸醲郁，含英咀华”，由古及今，诗乃“高文美艺”之境者，是诗人和美术家的专利，如依胡适的“活文学”之言，那么“村农伧父皆足为美术家矣！甚至非洲之黑蛮，南洋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胡适没想到梅光迪还真的动气了，便想再和他开开玩笑，你不是说白话不可以做诗吗？我偏要写一首给你看看，７月２２日，在半是揶揄半是逼迫的情景下，中国的第一首白话诗诞生了，全诗１０６行，近千字，摘录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那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
把《水浒》来比《史记》，
好似麻雀来比凤凰。
说“二十世纪的活字，
胜于三千年的死字”，
岂非瞎了眼睛，
定是丧心病狂。
…………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今译：雨果，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