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胡适“逼上梁山”的文学革命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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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首白话诗，多半是青年朋友的游戏，没想到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用胡适自己的话说：“竟闯下了一场大祸，开下了一场战争”。熟读唐诗宋词的梅光迪，如何能容得此等不伦不类的怪东西，读罢便勃然变色，发函兴师问罪：“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这一次，梅光迪再也不顾及什么学理和风度，而是排斥所有文学革命的试验，甚至用人身攻击手法，诋毁胡适好名邀誉，“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他还危言耸听地说：“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警告他“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这些所谓“最后忠告”，在绮色佳的朋友圈中很有市场，胡适的白话诗，一时间成为笑谈。
中国是诗的王国，胡适欲从“诗”突破，以开启文学革命的局面，确有知难而进的胆略。可是，谁曾想到，他的努力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环顾左右，真有一种孤军荷戟的悲壮之感。他感到文学革命的路很长很艰难，没有百折不回的意志是不能成功的，于是，他果断地给友人去信说：“吾志决矣。吾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他真的是这样做了，由此乃至一生，几乎再也没有做“文言诗词”，而是静下心来，认真试作白话诗。他说：“我心里最感觉失望的，是我平时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去探险。一年多来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好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他真正地体味到孤独、寂寞的难受，并又试作一首白话小诗《蝴蝶》，以排遣内心的郁闷：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文学革命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１９１５年９月，历史竟会如此巧合，胡适在大洋此岸的绮色佳作诗：“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陈独秀在大洋彼岸的上海创办《青年》（不久改为《新青年》），鼓吹科学与民主，发动新文化运动。不久，也就是胡适处境最孤寂的时候，他的朋友、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向他介绍陈独秀，并且给他邮寄来《新青年》，还代表陈独秀向他索稿，心情之迫切，已溢于言表：“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何以至今仍然寂寂”，“陈君见面必问，炼（即汪孟邹，作者注）。将穷于应付也。”
他们终于开始书信交往，胡适赞赏陈独秀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并且提出文学革命八项主张：“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话。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陈独秀对八项主张，除稍有个别的些微修订外，全都予以理解和接受，他激动地表示：“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学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必盛。”仅隔４天，陈独秀又去一信，语气更为肯定、果敢，“文学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并约胡适专此作一论文。胡适听到鼓舞，开始构思文学革命的论文，可是，在将文章邮寄《新青年》时，又将文章标题改为《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对此有过这样的解释：“……可是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帜。”
１９１７年１月，《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在文后作跋语：“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他似乎还觉得言犹未尽，干脆接着发表《文学革命》，以为响应，文章说：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不多日，便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极力推荐胡适任学长，去信催促其早早回国。胡适已经萌有归国之意，因为，他在绮色佳的朋友圈中太孤寂了，他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实施自己的文学革命的抱负，而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正适宜这一崭新思想的发育和成长。这天，他带有挑战似地写下《伊利亚特》的一句诗：“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５月２９日，他告别迷茫和失望，怀着别一种心情，准备着归国的行程。行前，他又作一首小诗，以表明其文学革命矢志不渝的决心：
前年任与梅，联盟成劲敌。
与我论文学，经岁犹未歇。
吾敌虽未降，吾志乃更决。
誓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
北大确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与在美国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他在这里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同盟者，除陈独秀大力倡导和推动外，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也都撰文响应。鲁迅则以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新文学的创作也是异彩纷呈，蓬勃发展，文学革命终于形成气候。事实上，白话文已经逐渐为国民所接受和使用，甚至政府也不得不尊重国民意识。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２日，教育部颁布命令，是年秋季起，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改用白话文。接着，小学三年级以上、中学、大学全都改用白话文了。文学革命已宣告胜利。
胡适在北大甚得人望，且因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与在美国时相比，可谓是今非昔比两重天。他是个重情感的知识者，虽是声名显赫，依然不忘故人，曾托友人约请梅光迪归国后到北大执教。可是，梅光迪却因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而一口拒绝说：“决不作入京之想。”１９２２年１月，梅光迪参与创办《学衡》，最先在创刊上发表《评提倡新文学者》，不指名地批评胡适，“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面对如此丧失理性的批评，胡适无意去纠缠，他说：“东南大学梅光迪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这已经不是“什么《学衡》”，而是“一本《学骂》”。１９２２年５月，胡适办《努力周报》，发表“好人政府”的主张，这次，他难得一次地受到梅光迪的赞同：“兄谈政治，不趋极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会。较之谈白话文与实验主义胜万万矣。”
他们之间学理不通，争执不休，但是，却始终无碍相互之间的友谊。１９２０年，梅光迪执教南开时，经济困难，向胡适求助，胡适二话没说，慷慨解囊。胡适只要到天津，必去看望梅光迪。１９２７年，梅光迪赴美执教，胡适由欧赴美，特意相约，重叙旧谊。抗战时期，胡适任战时驻美大使，梅光迪随浙江大学避战乱来到贵州遵义，于１９４５年病死遵义。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友人及梅氏家属的重托，答应为梅光迪作一传记，只是由于时局迭变，传记一直没有写成。
胡适乃雍容大度的学者，从不因文学革命的成功，而刻意渲染自己，贬低对立面，每每谈起这段荆棘之旅时，总是那么温柔敦厚，心平气和：
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后来他们的坚决反对，也许是我当时的少年意气太盛，叫朋友难堪，反引起他们的反感来了，就使他们不能平心静气的考虑我的历史见解。但是，因为他们的反驳，我才有实地试验白话诗的决心。……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错”，我对他们，只有感激，决没有丝毫的怨怼。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