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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家沙飞与鲁迅
作者：王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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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的灵堂里，摆放着两张遗像：大照片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１９３３年５月拍摄的，小照片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１１天拍摄的。
司徒乔和司徒慧敏一起到殡仪馆，他们签了名。一直守在那里的沙飞见到他们。乔忍住悲痛，打开画夹，画下鲁迅的最后瞬间。
沙飞与专门在灵堂前登记花圈挽联的女作家草明相识。他俩都来自广州、都对鲁迅先生很崇敬，在送别鲁迅的日子里，他们建立了友谊。
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丧仪《礼物登录腾清》中的一页：“１１９沙飞照相（照片）二个”。这是他奉献给先生的祭品。
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
沙飞要发表鲁迅的照片，要给自己起一个笔名。他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对，就叫沙飞！
他把照片投寄给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作家》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生活星期刊》１９３６年第１卷第２１号和２２号、《良友》１９３６年１２１期、《中流》１９３６年１１期、《时代画报》１９３６年１１期、《光明》１９３６年第１卷第１０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文季月刊》１９３６年１１期等，先后刊登了署名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等照片。有的刊登在封面，有的与司徒乔画的鲁迅的像同期发表。
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８日艺术版《悼念鲁迅专刊》刊登沙飞文章的同版，刊有李桦的文章及其木刻《最后的鲁迅先生》和编者志：根据１０月８日下午２时在上海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场上摄的照片，距离死时只有１０天，恐怕是最后的一个遗照。广东开平籍画家罗工柳在《艺术对话录》中曾谈到，他没见过鲁迅，１９３６年鲁迅先生去世后，他参照沙飞的照片，创作了一幅《鲁迅像》的木刻；该画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９日《哀悼鲁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死后遗容》。香港《大众日报》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副刊《大众动向》版《追悼鲁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飞文章《鲁迅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汕头《先声晚报》副刊《海岸线》版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日发表了沙飞拍摄的《长眠了的鲁迅》、《他正在和青年木刻家说话》两幅照片。
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
沙飞曾对司徒乔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乔也听说过。他对妻子也说过此事。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沙飞买了一本鲁迅亲自选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他最喜欢其中第２０幅画《面包》。后来，他把这幅画带到战火纷飞的华北前线，一直挂在自己的房间。
沙飞到万国公墓，他向先生做最后的告别。
两次个展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３日至５日，沙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展出作品１１４幅，有关鲁迅先生的照片２６幅。
沙飞于１９３７年１月初到达广西省会桂林。
《桂林日报》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８日发表沙飞的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
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
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
我决不再忍辱、退让，
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
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
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我没有刀枪，只有二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
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
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
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５日至２７日，沙飞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共１００幅作品，其中“纪念鲁迅先生”照片２０张。在沙飞影展专刊《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照片下面，有他亲笔写的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对恶势力毫不妥协的伟大精神奋斗到底。沙飞１９３７年元旦”。影展专刊中有陈望道、千家驹、马宗融、李桦等写的文章。
影展时，沙飞把鲁迅的照片标价１０万元。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先生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想卖。先生说，那就写明“非卖品”。他采纳了。
沙飞的两次个展都引起轰动。当时有观众留言：“艺术探险”。
奔赴沙场
沙飞在桂林举办摄影展览闭幕后第１０天，卢沟桥的枪声响了。他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用照相机记录历史，是摄影记者的使命。
《广西日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５日刊登沙飞文章“摄影与救亡”，他写道：
……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随即，沙飞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他８月底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
１９３７年底，沙飞在河北正式参加八路军。他用照相机拍摄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打击侵略者的照片；他拍摄了日寇暴行的照片；他拍摄了百团大战、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的照片；他拍摄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将士、人民生产生活、青年踊跃参军的照片；他拍摄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活动、国际友人参观与工作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战胜利后张家口工厂恢复生产的照片……
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
１９４１年５月１日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沙飞发表文章《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及照片《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
与鲁迅的照片底片生死相随
１９４８年５月，沙飞因肺结核住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沙飞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１９５０年３月４日，沙飞在石家庄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当时，他未满３８岁。
１９８６年５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消原判决。
在沙飞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有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十几本《晋察冀画报》、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和鲁迅的照片底片。
沙飞走后，他的遗物拿到了北京华北画报社（即解放军画报社前身）。他的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防潮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１３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
１９５０年４月５日，负责关押沙飞并执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他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沙飞的家人一直不知道他葬在哪里。经过多年寻找，通过知情人了解到，沙飞的棺木经过两次迁移，埋葬在原石家庄殡仪馆后院的墙角。这是大概的位置。
鲁迅的照片底片与沙飞生死相随，将近７０年。
人民没有忘记他
人民没有忘记沙飞！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０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发表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研究员蔡毅的文章《天国里飞舞着一粒沙——写在沙飞辞世五十年之际》：
沙飞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和非难。
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摄影发展历史的时候，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后人：
沙飞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
沙飞是中国革命军队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
沙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领导者，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
沙飞和他的战友们拍摄和保存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最完整的照片档案，
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建立和发展了中国革命摄影队伍，
…………
沙飞是遗憾的，他在自己最爱的事业上拼搏了仅仅十余年，那么多的理想和愿望还没有实现。沙飞又是幸运的，他的家人一直深爱他，他的战友一直思念着他。沙飞更是自豪的，他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中国摄影史乃至世界摄影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他被后人称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先驱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在中国摄影史上，谁人受过这等评价，谁人受过这等赞誉，谁人受过这等爱戴，谁人受过这等怀念……
沙飞受到了。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０日沙飞诞辰９２周年之际，在他去世的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沙飞铜像揭幕仪式。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画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鲁迅博物馆、北京军区战友报社、石家庄日报社等单位的代表，沙飞的老战友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等人，还有沙飞的５个子女及亲友参加了揭幕仪式。
责任编辑谢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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