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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家沙飞与鲁迅
作者：王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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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３月４日，我的父亲——摄影家沙飞，在石家庄告别人世时，带走的唯一东西，就是他在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拍摄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及其葬礼的十几张照片底片。
“将来要像鲁迅先生一样
当文学家”
沙飞于１９１２年５月５日出生于广州，原名司徒传，祖籍广东开平。他在广州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他高小毕业后考入广东省无线电学校，同时还考入广州育才英文学校。他喜欢文学，爱读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
１９２６年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时年１４岁。北伐前夜的广州，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少年沙飞深受影响，有了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有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他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他随军先后去了上海、宁波、济南、北京等地；北伐胜利后，他在广西梧州军用电台驻扎了３年。５年的军旅生涯，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炼了他的意志，开阔了他的眼界。
１９３２年初，２０岁的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月薪１５０大洋。他工作安稳、收入高，业余时间喜欢看文学作品，他把能买到的鲁迅的书全看完了。他读得越多，对社会、对人生理解得越深刻。他思想活跃、敏锐，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他与电台同事王辉相知、相恋到结合。他对她说，我将来要像鲁迅一样当文学家，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我也要呐喊；我喜欢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是鲁迅第一个把裴多菲介绍到中国。
一张照片改变人生
沙飞和妻子及朋友们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痛恨列强欺负中国、日本占领东北。他的朋友李桦、张望喜欢木刻，与鲁迅有联系，后者还亲聆过先生教诲。
为蜜月旅行买的照相机，使沙飞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他努力钻研。当他的目光转向社会底层时，他被穷人的苦难打动，开始拍摄富有人道主义的照片。他拍摄了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呼号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儿和疲于奔命的码头工人。
１９３５年６月，沙飞以别名司徒怀加入上海黑白影社。
１９３６年初沙飞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看。有几幅照片，是关于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在１９１４年６月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沙飞激动地对妻子说，当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保持随时可以拍摄的状态，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面。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他说这话时，情绪沸腾，眼睛放着奇异的光。
这张照片改变了沙飞的人生，他毅然选择将摄影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假如我不认真地拍摄，一定
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
１９３６年９月沙飞离开汕头，满怀勇气地去到上海。从此，他开始了动荡的生涯，并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间。
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当他拿着挚友李桦写给黄新波的信找到后者时，他与在上海的左翼木刻家们取得了联系。
他与画家司徒乔、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喜欢摄影的牙科医生司徒博等族亲来往密切。１９２６年在北京，鲁迅曾买过司徒乔的两幅画；在上海，他们也有来往。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８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沙飞见到鲁迅先生并为之拍摄。１０月２８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上海通讯——：“……最后的一天——十月八日，十二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不久，昨天来过的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的，一见面就很亲热地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方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予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
沙飞拍摄后，马上亲自冲洗放大。看到照片，他非常满意。
他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寄给鲁迅先生，其中的两张照片背面写了字。一幅写道：“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另一幅写的是：“（鲁迅先生）十月八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版权归作者保留，稿费请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五十四号沙飞收。”６０多年后，周海婴发现了照片背后的字，亲自翻拍并送给笔者。
沙飞还给奥地利籍女记者魏璐诗寄了一张她与鲁迅的照片。
笔者２００３年在南京采访刘平若（笔名曹白），他是沙飞拍摄的“鲁迅与木刻家”组照中唯一健在的人。老人说，“当时我不认识沙飞，不认识在场其他木刻家，不知道有人拍照。鲁迅去世后，我从报刊上见到照片。后来沙飞送我４张照片。”刘平若在纪念鲁迅逝世４０周年的画册中《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几幅照片旁，全部亲笔注明“沙飞密拍”。
《人民日报》季音先生回忆，他与林夫于１９４０年在上饶集中营相识，林夫直到１９４２年被杀害，身上一直带着沙飞拍摄的他与鲁迅及其他木刻家的照片。
吴渤（笔名白危）的女儿吴海燕１９９６年给笔者来信：“对于历史的记忆，来自那栩栩如生的父亲与鲁迅先生的合影，这一张张珍贵的相片伴随我们全家走过风雨半个世纪。即使在父亲被关进‘牛棚’，全家扫地出门的年代，它始终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２００３年笔者在上海吴海燕家，看到沙飞６０多年前送给她父亲的两张照片，有一张竟然从未见过，据说还有底片，可惜丢失了。
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的照片，刻画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他成功了！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今后职业的基础。他知道自己选择将摄影作为终生事业的决定是正确的。
沙飞的战友石少华曾回忆他说过的话：“我拍鲁迅和青年木刻家谈话的照片，先把谈话的情景拍下来，又从各个角度，拍鲁迅先生的特写。把先生的风度、对年青人的关心等，根据我的感受，用摄影手段表现出来。作为新闻照片，第一幅就够用了，但这机会非常难得，我拍完第一幅后，没有放过这宝贵的历史时刻，继续细心观察，拍摄鲁迅的特写镜头。这是先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活动。假如我不是如此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
正当沙飞沉浸在为鲁迅先生拍摄了照片的兴奋之际时，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一早，他得知鲁迅刚刚去世的消息，惊呆了，随即背上照相机，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深深鞠了３个躬，然后轻轻打开照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
２００１年笔者到太原拜访力群先生，他回忆：“３０年代我在上海美术、版画界活动时见过沙飞，不太熟。搞木刻展我一直在，认识沙飞就是在那时候，他一开始就参加展览的工作，我们都在一起。当时他穿深颜色西装，打领带，很活跃。１０月８日那天我因给‘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写标语，不在场。我回到展览会时，新波告诉我，鲁迅先生刚走，我们与先生谈话时，司徒兄给我们拍照了。照片是鲁迅死后不久看到的。沙飞给鹿地亘夫妇和我们拍了照片，可能是他们提议一起照相。鲁迅逝世后，池田把我和曹白接去，我们最早去，我画了４张遗像，我和曹白在的时候沙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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